高粱红了

一九四八年初，毛泽东对东北战局的最大忧虑是：国民党军放弃东北，全部撤回关内。

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这是国土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的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与华北地区相连接的部位仅仅是一片走廊般的狭长地带，辽东湾深深地嵌入这片狭长地带里，使这个被称为"鸡形国土"的颈部最窄处不足三百公里。从战场地理上看，东北地区虽然幅员辽阔，但如果其颈部一旦被占据，整个东北地区就等于关上了大门。那个时候，无论东北、华北乃至全国的战局将发生什么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扇大门的开合，取决于谁能掌控这扇大门的开合——东北战场的这种军事态势，在战争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战前夕，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因为这一地区与苏联接壤。从长远军事利益看，中国的东北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希望东北能够成为遏制苏联的前哨堡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政府极力怂恿和支持国民党军抢占东北，并出动大批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运送到这一地区，目的就是把刚刚进入东北的兵力薄弱的共产党军队歼灭或者赶走。

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变，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已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初，林彪指挥不断壮大的东北野战军取得冬季攻势胜利之后，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较量所持有的立场发生陡转。他们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将那里的国民党军主力撤入关内。美国人的理由是：首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彻底歼灭的危险。美国驻华使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满洲，少数几个主要城市仍然在被包围之中，而由山东经海路运到葫芦岛的那支强大的和装备极佳的援军，又一直无法打通该港与沈阳地区的陆上交通。在满洲的政府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靠空运，他们的部队和军需品因防御作战而日益枯竭，其地位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的话，也是很严重的"。因此，"舍建议以撤退来解救目前陷入在该处的政府军队外，就别无他途可寻"。其次，美国已经无法承担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存在和作战的巨大成本。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写给国防部的报告中说："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城市的军需民食完全依靠空运，而中国民用及军用航空运输能力的总和，犹远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浩大吨位。空运的补充、保养和燃料的花费——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做无效的帮助。"

美国力主国民党军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这一建议在战略上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当时蒋介石采纳了美国人的建议，解放战争的进程将呈现出另一种样式。因为，尽管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和西北的五大军事集团中，仍以中原和东北两个军事集团的兵力最多、装备最好。如果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撤入关内，势必大大加强国民党军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而且这种加强意味着巨大作战集团的战略移动，使华北和中原战场上陡然增加巨大兵力，这将给长江以北战场上的共产党军队带来不可预知的军事压力。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当东北野战军还在进行冬季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被视为辽沈战役的最初动因：

……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杨得志）、罗（罗瑞卿）、杨（杨成武）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的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阜新）、义（义县）、兴（兴城）、绥（绥中）、榆（榆关，即山海关）、昌（昌黎）、滦（滦县）地带，对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于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路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即冬季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目的，既不是攻占几个不重要的城市，也不是设法巩固现有的地盘，而是要从松花江附近向南长驱直入，迅速插到关闭东北地区"大门"的位置，即锦州、承德一线，彻底截断国民党军从东北撤退到华北的通道，并以决战的态势将其在东北地区就地全歼。

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林彪对于这一战略部署顾虑重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优柔寡断。

毛泽东与林彪就这一问题反复商讨的过程，虽然不能称之为"争执"，但争辩是明白无误存在的。令人焦灼的是，共产党人的长时间的商讨，恰恰发生在国民党方面就是否撤退争执不休的时候。于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国共双方同时就东北地区军事部署问题所进行的争辩，不仅仅是战略上的较量，也是关乎内部关系的严峻的政治考量——当时的情势是，作战双方，谁最早于统帅与将领之间取得思想和行动的完全统一，谁就将赢得东北战场上的军事主动。

毫无疑问，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已经陷入被动：数十万大军被孤立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地域内，长春与沈阳之间、沈阳与北平之间、沈阳与大连之间的铁路已被切断，国民党军的补给全部依靠空运，由于处境极其困难，官兵厌战情绪严重。而在驻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中，中央军嫡系部队与地方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不少高级将领已有向共产党方面寻求出路的意向——从军事上讲，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暂时固守城市的能力，出击作战并且战而制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同时，在国民党军占据的大城市中，沈阳百分之九十的工矿企业停产，长春的商店仅剩下寥寥几家在勉强经营。由于物价飞涨，市民的生活几近陷于绝境。美联社电讯称，长春市居民"吃到饭的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二十一吃粥，百分之二十三吃豆饼，百分之十七吃树皮，百分之十九行乞街头"。经济的崩溃引发巨大的骚乱，锦州两万多市民一夜之间将一家大粮店抢了个精光，长春大学两千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冲出国民党军的封锁投奔到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