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12月3日星期五
　　“红十月”号核潜艇

　　苏联海军一级舰长马科.拉米乌斯让特制的北极防寒服，呢绒服和油布衫在身上厚厚地裹了五层。这是在波利亚尔内的北海舰队潜艇基地里的标准服装。一艘肮脏的海港拖轮推着艇首,掉头向北,对着出海的航道。他的“红十月”号潜艇在船坞里熬过了漫长的两个月；船坞现在已成了一个灌满海水的水泥盒子。这种船坞是专门为战略寻弹潜艇修建的，能抵御当地严酷的大自然的侵袭。许多海军水兵和船工挤在船坞边上,默默地看着她启航，既没有挥手，也没有欢呼。这是俄国方式的：无动于衷。

　　“轮机，缓速前进，卡马罗夫，”他命令道。拖轮离升了航道。拉米乌斯向艇尾看去，两个螺旋桨搅起了滚滚浪花。拖轮的船长向他挥动着手臂，拉米乌斯也向他挥挥手。拖轮干了一项很简单的工作，但是干得干净利落。“台风”级潜艇“红十月”号在自己的动力推动下向科里湾主航道驶去。

　　“‘雪暴’号在前面，舰长。”格利戈里.卡马罗夫指了指那艘将护送他们下海的破冰船，拉米乌斯点点头。通过这条航道需要两个小时，他的驾驶技术没有问题，但是这对他的耐性却是个考验，海面上刮着寒冷的北风，世界上只有这个地区才有这种北风。今年秋末，这个地区出奇地温暖，居然没有下过可达几米深的大雪。但是，一周前一场冬季大风暴席卷了整个摩尔曼斯克海岸，吹散了北极的冰积块群。“雪暴”号破冰船绝不是来壮行色的，而是为了撞开夜里漂进航道的冰块。这艘苏联海军最新式的导弹潜艇，绝不能让冰水里的浮冰给损坏了。

　　迅猛的北风把海湾的水面吹得波浪滔天，拍打着“红十月”号的球形艇首，涌过平坦的导弹甲板，撞击着高耸的黑色指挥台围壳。无数舰只排出的污油，在低温情况下不能蒸发掉的污物，在水面上漂浮着，在海湾的岩壁上留下了一圈黑色的痕迹，宛如一个邋遢巨人洗过澡的澡盆。拉米乌斯觉得这个比喻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道。苏维埃巨人对自己留在地球上的垃圾可不在乎。小时候他在沿海渔船上学到了航海技术，他懂得与大自然协调一致的道理。

　　“加速，前进一，”他命令。卡马罗夫用指挥台上的电话重复着舰长的命令。“红十月”号尾随着“雪暴”号前进。艇尾的浪花越来越大。卡马罗夫上尉是艇上的导航员，在此之前担任的工作是港口领航员，负责以这个广阔海湾的两岸为基地的大型战舰的出入，两位军官密切注视着前方300米外的武装破冰船。一小群船员顶着寒风站在“雪暴”号的后甲板上，不断地跺看脚。人群中，有一个戴着船上厨师的白围裙的人。他们都想亲眼看一看“红十月”号首航的情景。此外，水手们几乎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调剂他们单调枯燥的生活。

　　拉米乌斯通常是很讨厌被护航的，因为这条航道又宽又深；但是今天不同。冰块使人感到担心，对拉米乌斯来说，还有许多其他原因。

　　“舰长，我们又要出海保卫祖国、为国出力了！”二级舰长伊万?尤里耶维奇.普廷象往常那样，未经许可就把头伸出舱口，象一个新水手那样笨手苯脚地沿着梯子爬了上来。指挥台本来就小，舰长、导航员、再加上一个默不作声的了望员已经相当拥挤。普廷是艇上的政治委员，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祖国服务的。“祖国”这个字眼对一个俄国人来说有着神秘莫测的含义。

　　“不错，伊万，”拉米乌斯装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回答说。“要在海上航行两周，离开船坞真叫人高兴。水兵嘛，就应该属于大海，不能总是困在岸上，同官僚们和穿着肮脏靴子的工人混在一起。这下好啦，我们会感到温暖了。”

　　“难道你认为这里寒冷吗？”普廷问道，感到有点奇怪。

　　拉米乌斯曾经无数次地告诫自己，普廷是个老练的政治军官。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偏高，他的幽默也非常做作，他绝不让人忘记他的身份。普廷确实不愧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军官，他能很容易地就让人感到害怕。

　　“我在潜艇上工作的时间太长了，朋友，我习惯了艇上暖和的气温和脚下坚实的甲板。”普廷并没有感到话中所含的侮辱之意。他被派到潜艇上任职，是因为他在驱逐舰上晕船，第一次出海就半途而归；也许是因为他并不讨厌潜艇上的封闭环境，而这种封闭环境却是许多人无法忍受的。

　　“啊，马科?亚历山德罗维奇，如果在高尔基城碰上这样的日子，到处都看得见花！”

　　“会是什么花呢，政治委员同志？”拉米乌斯用望远镜观察着海湾。正午，太阳挂在东南方的地平线上，无遮无盖，投射出桔黄色的光芒，在岩壁上留下了无数紫色的阴影。

　　“怎么啦，当然是雪花喽，”普廷说着，大笑起来。“象今天这种天气，孩子们和妇女们的脸蛋都变得绯红，一呼吸，水汽就象云朵一样拖在身后；伏特加的味道也格外好。呵，能在这样的日子里到高尔基城去一趟就太棒了！”

　　拉米乌斯心想，这家伙应该去旅行社工作，可惜高尔基城不对外国人开放，拉米乌斯到那里去过两次。高尔基城是个典型的苏联城市，到处是东倒西歪的房民，街道肮脏，居民满脸病容。那里的冬天同大多数俄国城市一样，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雪把一切肮脏的东西都掩盖起来了。拉米乌斯是半个立陶宛人，在童年的记忆里，自己长大的那个海边村庄是个好地方。那里是汉萨同盟时期的商业都市，留下了一排排象样的建筑物。

　　一个非大俄罗斯人能够登上苏联军舰，那是很不寻常的；能当上指挥官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马科的父亲叫亚历山大.拉米乌斯，是党的一名英雄，一个富于献身精神的坚定的共产党人。他忠于斯大林，出色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给的工作。1940年，当苏维埃分子第一次占领立陶宛时，他在围剿持不同政见分子、店主、牧师及其他一切可能给新政权带来麻烦的捣乱分子的活动中十分卖力。那些人被装上船运走了，现在就连莫斯科也弄不清他们后来的命运。一年后德国人入侵，亚历山大当了红军政委，战斗中非常勇敢；后来在列宁格勒战役中又屡建战功。1944年，他随第十一近卫集团军先头部队回到家乡，向那些勾结德军或有此嫌疑的人进行了血腥的报复。马科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苏维埃英雄，为此马科因自己是他的儿子而深感耻辱。他母亲在列宁格勒被长期围困时期拖垮了身体，生下他之后就去世了。这时他父亲却在维尔纽斯神气十足地挤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等待进一步提拔到莫斯科去任职。拉米乌斯是由住在立陶宛的祖母扶养成人的。他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晋升。可是，就在他刚刚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不久，由于心脏病发作而半途夭亡。

　　马科的耻辱感也并不是绝对的，父亲的名望使他今天有可能实现他的目标。他正在策刘一个对苏联的报复行动，这一行动大概使成千上万个在他出生之前就死去的同胞感到满意。

　　“伊万.尤里耶维奇，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是会比较寒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