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是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写的。这种体裁，是我对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经过长期探索，再三改变而成的一种史书体裁。纪传体创始于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继承史记体裁断代为史，撰成汉书。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晋书、梁书、陈书、隋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八部前朝史，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史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一]，在实际应用上和社会影响上，后起的纪传体已经超过编年体之上。
　　司马迁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份。班固把记王侯封国的世家，归并列传内，又把书改称为志，分为本纪、表、志、列传四部份，遂成为纪传体的定型。纪传体用本纪记帝王的统治事绩，用表驾驭复杂繁颐的史事[一]，用志记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宣扬帝王统治，宣扬将相功勋。历代封建王朝所修史书都用这种体裁，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为封建主义服务。
　　纪传体的方法，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类别区分」[二]四个字。它具有三项优点：第一、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網罗了各方面的史事。第二、使史事从类别区分而安排得更加周密。刘知几所论「原隐必该，洪织靡失」[三]便是指这两项优点说的。第三、寻求方便，章学诚所论「类即事有迁从，而寻求便易」[一]，便是指这项优点说的。至于它的缺点，却有两项：第一、记事分散，读者难得其纲领，章学诚说：「大纲要领，观者茫然」[二]。第二、纪事重复互见，刘知几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於高纪则云语在项傅，于项傅则云事具高纪」[三]。章学诚说：「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傅名篇，动逾百十，不特傅文互见，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四]。从方法来论，也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裁。
　　二
　　我青壮年时，受资产阶级鄙视历史遗产思想的影响，以为要撰史就应该用西方新体裁，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旧酒囊装不了新酒，特别是对斥为帝王将相家谱的纪传体更持否定态度，从来不曾有用来撰太平天国史的打算。我用纪传体写太平天国史出自偶然的机缘。一九四四年，前广西通志馆要我写一部太平天国广西人物传。完成这个工作之后，我想：太平天国知名人物大半是广西人、把那些非广西籍的补上去、再添写天王本纪和幼天王本纪、那岂不就成为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陈寿三国志的体裁不就是这样吗？我就照这个想法增添上去。再过两年，我请长假回家乡疗病，我又想，再添上表、志两部份，那岂不就成为一部用纪传体写的史书了吗？於是我又这样做，便写成了那部后来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出来。所以那部史稿是憑一时的兴会陆续添补而成的，并不是立意用纪傅体写的[一]，因此，我对它的优缺点还没有做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