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奇生（现代）
改进与改组
一般的看法，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如李剑农认为这一过程起自1919年，完成于1924年，并把这一过程分作三个阶段：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确定党的名称，是第一阶段；1923年预备“容共联俄”，是第二阶段；1924年实行“容共联俄”，完成改组，是第三阶段。4
1919年至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确一直处在“改组”过程中：1919年10月确定中国国民党名称，颁发《中国国民党规约》，1920年11月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及规约；1923年1月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党务“改进”；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宣言》和新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改组”。
5年之中，国民党4次颁发和修正党章。如此频繁而持续不断地进行党务革新，在国民党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尤其是1923年1月的国民党“改进”与1924年1月的国民党“改组”仅相隔一年(实际只相隔10个月)，而两次都是郑重其事地开大会、发宣言、制订新党章，实在令人费解。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认为1923年1月的“改进”是1924年“改组”的开端、前奏和预备。5然而，对两次所颁党章文本细加比较，即发现这一说法很难成立：1923年“改进”时所订党章，其文本格式显然与1919、1920年所颁国民党规约、总章属同一“模板”，而1924年1月“改组”时所订党章，则系以1919年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所颁《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下节对此将作详细讨论)。两者迥然有别。若“改进”是“改组”的前奏和预备，那么后者似无必要重起炉灶，最多在一年前所订党章的基础上修订即可，在组织形式上不应有如此大的变易。
事实上，“改进”和“改组”，是国民党两次内容迥异的党务革新。6
自同盟会以来，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胡汉民曾对同盟会结盟时的“疏阔简易”情形，有过一番感慨：“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曾令闻者兴起，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知识阶级以为自由平等为一般伦理要求，惟同盟会之疏阔简易，能与适合，然犹不免于‘机械’之疑，‘专制’之谤，则近人所谓‘铁的纪律’，更何言之。”7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纪律约束荡然无存。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试图“以精致之规则，律之整之”，然而因按指模宣誓而遭部分党人强烈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迁回上海，随即发表公函，声称“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即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8党组织于是又复涣散。1917年之后进行的护法运动，以兵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一般人只知有孙中山以广东地方力量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国民党本身则鲜为时人所提及。9此后，孙中山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方法。1919年10月，为了吸纳更多的“五四”青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并重订党章。但此时党务尚不能在国内公开，以故此次所定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再次深思反省：光靠军事的进行，革命事业未必能成功，而扩张党务则是有胜无败的。
孙中山决心再次重整党务。
“改进”（1）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在沪党员会议，确定国民党“改进”计划。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党的改进案起草委员。起草委员会经过长达一个半月的集议研商，纂成总章和党纲草案呈请孙中山核定。其后又历经一个半月，两度召集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对党纲、总章、宣言集体审查修正。1923年元旦，孙中山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2日宣布党纲，3日公布总章。这次党务整顿过程，国民党官方史书称作“改进”。10
这次“改进”，和以往国民党党务革新相比，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以往几次党务革新，多为孙中山一人苦心积虑，独力担负，而此次“改进”工作，由一个专门委员会集体起草，并由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多次集议，最后经孙中山核定，前后历时数月方才完成。除了制定和颁布总章和党纲外，还公开向全国发表宣言。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其郑重其事的情形，显示这次党务“改进”并非只是一次“预备性”的操作。
二是这次党务“改进”前后，初步确立了联俄、容共政策11。就容共而言，自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作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率先加入了国民党。9月4日，当孙中山召集各省在沪国民党党员53人，举行讨论国民党“改进”计划座谈会时，陈独秀以一个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被邀与会；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陈独秀列名其中，成为参与国民党“改进”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后，孙中山又任命陈独秀为“改进”后的国民党参议之一，直接参与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决策。除陈独秀外，参与此次国民党“改进”事务的共产党员至少还有两人：林祖涵(伯渠)、张春木(太雷)。林任总务部副部长；张任宣传部干事。显然，1922年9月开始的国民党“改进”工作，已开启了“容共”的端绪。
在联俄方面，论者多以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作为国民党与苏俄联盟关系正式确立的标志。而其确立的过程与国民党“改进”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马林等人还直接参与了国民党的“改进”工作。据马林回忆，他参加了1922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审查国民党“改进”方案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国民党“改进”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高层会议。马林在会上与孙中山等讨论了怎样改组国民党以推进政治宣传等问题。12
一般的看法，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如李剑农认为这一过程起自1919年，完成于1924年，并把这一过程分作三个阶段：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确定党的名称，是第一阶段；1923年预备“容共联俄”，是第二阶段；1924年实行“容共联俄”，完成改组，是第三阶段。4
1919年至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确一直处在“改组”过程中：1919年10月确定中国国民党名称，颁发《中国国民党规约》，1920年11月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及规约；1923年1月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党务“改进”；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宣言》和新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改组”。
5年之中，国民党4次颁发和修正党章。如此频繁而持续不断地进行党务革新，在国民党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尤其是1923年1月的国民党“改进”与1924年1月的国民党“改组”仅相隔一年(实际只相隔10个月)，而两次都是郑重其事地开大会、发宣言、制订新党章，实在令人费解。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认为1923年1月的“改进”是1924年“改组”的开端、前奏和预备。5然而，对两次所颁党章文本细加比较，即发现这一说法很难成立：1923年“改进”时所订党章，其文本格式显然与1919、1920年所颁国民党规约、总章属同一“模板”，而1924年1月“改组”时所订党章，则系以1919年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所颁《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下节对此将作详细讨论)。两者迥然有别。若“改进”是“改组”的前奏和预备，那么后者似无必要重起炉灶，最多在一年前所订党章的基础上修订即可，在组织形式上不应有如此大的变易。
事实上，“改进”和“改组”，是国民党两次内容迥异的党务革新。6
自同盟会以来，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胡汉民曾对同盟会结盟时的“疏阔简易”情形，有过一番感慨：“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曾令闻者兴起，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知识阶级以为自由平等为一般伦理要求，惟同盟会之疏阔简易，能与适合，然犹不免于‘机械’之疑，‘专制’之谤，则近人所谓‘铁的纪律’，更何言之。”7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纪律约束荡然无存。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试图“以精致之规则，律之整之”，然而因按指模宣誓而遭部分党人强烈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迁回上海，随即发表公函，声称“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即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8党组织于是又复涣散。1917年之后进行的护法运动，以兵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一般人只知有孙中山以广东地方力量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国民党本身则鲜为时人所提及。9此后，孙中山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方法。1919年10月，为了吸纳更多的“五四”青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并重订党章。但此时党务尚不能在国内公开，以故此次所定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再次深思反省：光靠军事的进行，革命事业未必能成功，而扩张党务则是有胜无败的。
孙中山决心再次重整党务。
“改进”（1）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在沪党员会议，确定国民党“改进”计划。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党的改进案起草委员。起草委员会经过长达一个半月的集议研商，纂成总章和党纲草案呈请孙中山核定。其后又历经一个半月，两度召集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对党纲、总章、宣言集体审查修正。1923年元旦，孙中山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2日宣布党纲，3日公布总章。这次党务整顿过程，国民党官方史书称作“改进”。10
这次“改进”，和以往国民党党务革新相比，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以往几次党务革新，多为孙中山一人苦心积虑，独力担负，而此次“改进”工作，由一个专门委员会集体起草，并由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多次集议，最后经孙中山核定，前后历时数月方才完成。除了制定和颁布总章和党纲外，还公开向全国发表宣言。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其郑重其事的情形，显示这次党务“改进”并非只是一次“预备性”的操作。
二是这次党务“改进”前后，初步确立了联俄、容共政策11。就容共而言，自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作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率先加入了国民党。9月4日，当孙中山召集各省在沪国民党党员53人，举行讨论国民党“改进”计划座谈会时，陈独秀以一个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被邀与会；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陈独秀列名其中，成为参与国民党“改进”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后，孙中山又任命陈独秀为“改进”后的国民党参议之一，直接参与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决策。除陈独秀外，参与此次国民党“改进”事务的共产党员至少还有两人：林祖涵(伯渠)、张春木(太雷)。林任总务部副部长；张任宣传部干事。显然，1922年9月开始的国民党“改进”工作，已开启了“容共”的端绪。
在联俄方面，论者多以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作为国民党与苏俄联盟关系正式确立的标志。而其确立的过程与国民党“改进”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马林等人还直接参与了国民党的“改进”工作。据马林回忆，他参加了1922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审查国民党“改进”方案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国民党“改进”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高层会议。马林在会上与孙中山等讨论了怎样改组国民党以推进政治宣传等问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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