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献韬（现代）
1905年 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905年 《定军山》
中国电影的第一次投射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断。片子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万人空巷。进入中国伊始，电影便成了本地商业文化的盛载和延伸，传统的趣味找到了最新、最时髦的表达方法，而以后的事实会证明，这种结合会在偏离与拷问中证明自己的必要性。
电影大历史：一个还算体面的开始
无论后人在何种高度上评价《定军山》，我们首先要表达的是一种由衷的庆幸之情：《定军山》给了中国电影一个还算体面的开始。
设若中国电影起于宫廷，起于慈禧太后一次心血来潮的尝试，我们的电影史恐怕也不得不更换第一位主角，让这位老朽的女人在七十大寿时隆重登场。这并非不可能。1904年，也就是《定军山》拍摄一年前，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献放映机一架、影片数套庆贺。彼时在宫内的放映如果一切顺利，老太太凤心大悦，令有司连夜赶制影片贺寿，甚而成立电影局，以录吾国吾民歌舞升平之盛况，则后世电影研究者不得不得出一个尴尬的结论：中国电影主旋律历史悠久。
所幸英国公使进献的放映机质量一般，放映中途突然发生爆炸。慈禧以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当即下达了一个不准再在宫里放映电影的命令，就这样放了中国电影一条生路。
不过中国电影的开始注定要与寿辰有关。1905年，适逢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六十寿辰。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忽然获得了拍摄中国人自己的电影的灵感。
任庆泰，一个典型的技术派商人，京城最早开业的照相馆老板。在1905年，这位老兄犹如互联网狂潮中的创业者，不断地给他的新技术寻找盈利模式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最初，他的大观楼像中国当时的所有影戏楼一样，放映的是舶来品。渐渐地，任庆泰痛感“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他动了自己拍片的念头。
史家常以为，中国电影开始于国粹京剧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价值取向问题。一个看起来很自然的话题是：世界电影开启于卢米埃尔兄弟的纪实短片，为什么中国电影开启于国粹京剧？人们愿意想象这其中的秘密与分歧。事实上，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分歧。答案非常简单：世界电影已经开始了十年，中国人已经有了近十年的观影经验。不管是卢米埃尔的纪实短片，还是爱迪生的新闻、滑稽纪录片，布莱顿学派的社会片，以及梅里爱所强调的戏剧式电影，中国人都可以拿来。而任庆泰选择谭鑫培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决定，实际上代表着中国电影娱乐化、商业化的起源。那时，京剧是举国若狂的头号娱乐项目，京剧名角就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任老板在无意间触摸了“明星制”的大门。
很多年以后，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开始了他们的寻根之旅、人文之旅，当他们用中国的国粹渲染作品之时，中国的国粹已死，电影早已走过了一段长长的非商业化的崎岖路程。电影和娱乐、商业的结合，再也无法像《定军山》那样简单、自然。
口述影像：《定军山》的拍摄
上世纪50年代末，曾有人对丰泰照相馆学徒刘仲明做过采访，那次采访留下了了对《定军山》拍摄情况的最详细的记载：
“……廊子下借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一块白色布幔。屋内成了谭老板临时起居的地方，他的跟包、琴师、敲锣鼓家伙的，都来了。屋外院子里，把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摆在了靠前院后墙边。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拍照（即摄影），他是‘丰泰’最好的照相技师了。虽然前几天练过几回，但真的上阵，仍显得有些紧张。一通锣鼓过后，布幔后闪出一个戴髯口、持大刀的古代武将来，这就是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只见他配合着锣鼓点儿，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顶梁柱一般，就听旁边有人喊：‘快摇’，刘仲伦便使劲摇了起来，那时的胶片只有二百尺一卷，很快便摇完了，算告一段落……”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08年 虹口活动影戏院
把电影放进电影院
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头里，尽管电影的放映在大城市内已经相当常见，但中国人自己拍摄电影的观念尚未生根，除了任庆泰的摄影活动，同期内地并未见有其他中国人摄制电影的记载。推动这个局面产生变化的，是专门的电影放映场所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片源的需求。
电影大历史：从茶楼到影院，从看客到观众
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记载，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电影，是在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內一大号叫“又一村”的茶楼里。那时，电影这种“西洋法术”是穿插在唱戏、“杂耍”、“戏法”这样的节目间放映的。看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嗑瓜子，在他们的身边，小贩们不停叫卖着吃食。然而这“西洋京剧”有时竟然要比谭老板的绝艺更为惊人，当他们看到外国的皇帝驾车出游、印度人执棍跳舞，甚至金发的少女洗浴嬉水时，不由得会大声叫一句：“好！”
然而电影毕竟不同于唱戏，它的光影必须置身于黑暗之中方能得以显现，于是茶楼为它开辟了单间，单独售票。然后电影的生意越做越好，茶壶里的水渐渐养不下这条大龙，“活动影戏院”这个专门的名词出现了。从戏园、茶馆里脱身而出赢得自己独立的地位，也许是这百年来在市场营销的角度上中国电影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八九十年以后，中国电影院多厅化的改造，使得电影这个商品可以像超市里的饮料一样任人挑选，那么当年的那一步则是把电影从“康师傅”的包装盒上拆下，单独地摆上了货架。
那个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就是货架前的一个成功的推销员。1908年的时候，他已在上海定居多载，并积累了相当多的放映电影的经验，作为一个深谙上海市民趣味的“中国通”，他修建的“虹口活动影戏院”有着成功的包装，尽管只是一个铁皮屋子，它的经营项目却非常明确——一家只放映电影的“专业影戏院”。对时髦事物好之若鹜的上海市民很快就填满了这个铁皮屋子。
接下来是个水涨船高的故事。商业上的成功先例使得后继者汹涌而至，影院也修得越来越高档，与此相应的，票价也越来越往上爬。据说二三十年代上海最高级的大光明影院一场电影的门票从6角到2元5角，而当时一担米的价格是8元，对于一般市民而言，一个月的饭钱也就在6元到8元之间。这个时候进电影院的人已经与当初茶楼里的看客有了很大的不同。
旧上海的一则报纸简讯报道过那时最常上影院的五类人，他们是谈恋爱的年轻男女、厌倦舞台剧的有闲妇女、无聊的富商、逃避生活的青年以及影评人，抛开当时文字形容的文艺腔不论，这个人群和今天的影院观众已相差无几了。
电影对当年文化青年的吸引力可以从著名导演汤晓丹的回忆录中窥见一斑，“除了看排练话剧，沈西苓又约我同进电影院……提篮桥的虹口大戏院，建立于本世纪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偷工减料，设备简陋，票价比别的电影院低。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粮进去，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长达十几小时反复看一部影片，对于我们极有帮助。”还是这个雷玛斯，他的低价路线和“一票到底”策略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批铁杆观众。
口述影像：中国最早的影评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上载有《观美国影戏记》一文，可看做中国最早的影评。这是一篇有着桐城派古文风格和士大夫文人气质的文章，对电影画面产生了中国文人独有的联想：“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1905年 《定军山》
中国电影的第一次投射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断。片子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万人空巷。进入中国伊始，电影便成了本地商业文化的盛载和延伸，传统的趣味找到了最新、最时髦的表达方法，而以后的事实会证明，这种结合会在偏离与拷问中证明自己的必要性。
电影大历史：一个还算体面的开始
无论后人在何种高度上评价《定军山》，我们首先要表达的是一种由衷的庆幸之情：《定军山》给了中国电影一个还算体面的开始。
设若中国电影起于宫廷，起于慈禧太后一次心血来潮的尝试，我们的电影史恐怕也不得不更换第一位主角，让这位老朽的女人在七十大寿时隆重登场。这并非不可能。1904年，也就是《定军山》拍摄一年前，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献放映机一架、影片数套庆贺。彼时在宫内的放映如果一切顺利，老太太凤心大悦，令有司连夜赶制影片贺寿，甚而成立电影局，以录吾国吾民歌舞升平之盛况，则后世电影研究者不得不得出一个尴尬的结论：中国电影主旋律历史悠久。
所幸英国公使进献的放映机质量一般，放映中途突然发生爆炸。慈禧以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当即下达了一个不准再在宫里放映电影的命令，就这样放了中国电影一条生路。
不过中国电影的开始注定要与寿辰有关。1905年，适逢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六十寿辰。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忽然获得了拍摄中国人自己的电影的灵感。
任庆泰，一个典型的技术派商人，京城最早开业的照相馆老板。在1905年，这位老兄犹如互联网狂潮中的创业者，不断地给他的新技术寻找盈利模式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最初，他的大观楼像中国当时的所有影戏楼一样，放映的是舶来品。渐渐地，任庆泰痛感“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他动了自己拍片的念头。
史家常以为，中国电影开始于国粹京剧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价值取向问题。一个看起来很自然的话题是：世界电影开启于卢米埃尔兄弟的纪实短片，为什么中国电影开启于国粹京剧？人们愿意想象这其中的秘密与分歧。事实上，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分歧。答案非常简单：世界电影已经开始了十年，中国人已经有了近十年的观影经验。不管是卢米埃尔的纪实短片，还是爱迪生的新闻、滑稽纪录片，布莱顿学派的社会片，以及梅里爱所强调的戏剧式电影，中国人都可以拿来。而任庆泰选择谭鑫培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决定，实际上代表着中国电影娱乐化、商业化的起源。那时，京剧是举国若狂的头号娱乐项目，京剧名角就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任老板在无意间触摸了“明星制”的大门。
很多年以后，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开始了他们的寻根之旅、人文之旅，当他们用中国的国粹渲染作品之时，中国的国粹已死，电影早已走过了一段长长的非商业化的崎岖路程。电影和娱乐、商业的结合，再也无法像《定军山》那样简单、自然。
口述影像：《定军山》的拍摄
上世纪50年代末，曾有人对丰泰照相馆学徒刘仲明做过采访，那次采访留下了了对《定军山》拍摄情况的最详细的记载：
“……廊子下借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一块白色布幔。屋内成了谭老板临时起居的地方，他的跟包、琴师、敲锣鼓家伙的，都来了。屋外院子里，把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摆在了靠前院后墙边。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拍照（即摄影），他是‘丰泰’最好的照相技师了。虽然前几天练过几回，但真的上阵，仍显得有些紧张。一通锣鼓过后，布幔后闪出一个戴髯口、持大刀的古代武将来，这就是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只见他配合着锣鼓点儿，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顶梁柱一般，就听旁边有人喊：‘快摇’，刘仲伦便使劲摇了起来，那时的胶片只有二百尺一卷，很快便摇完了，算告一段落……”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08年 虹口活动影戏院
把电影放进电影院
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头里，尽管电影的放映在大城市内已经相当常见，但中国人自己拍摄电影的观念尚未生根，除了任庆泰的摄影活动，同期内地并未见有其他中国人摄制电影的记载。推动这个局面产生变化的，是专门的电影放映场所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片源的需求。
电影大历史：从茶楼到影院，从看客到观众
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记载，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电影，是在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內一大号叫“又一村”的茶楼里。那时，电影这种“西洋法术”是穿插在唱戏、“杂耍”、“戏法”这样的节目间放映的。看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嗑瓜子，在他们的身边，小贩们不停叫卖着吃食。然而这“西洋京剧”有时竟然要比谭老板的绝艺更为惊人，当他们看到外国的皇帝驾车出游、印度人执棍跳舞，甚至金发的少女洗浴嬉水时，不由得会大声叫一句：“好！”
然而电影毕竟不同于唱戏，它的光影必须置身于黑暗之中方能得以显现，于是茶楼为它开辟了单间，单独售票。然后电影的生意越做越好，茶壶里的水渐渐养不下这条大龙，“活动影戏院”这个专门的名词出现了。从戏园、茶馆里脱身而出赢得自己独立的地位，也许是这百年来在市场营销的角度上中国电影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八九十年以后，中国电影院多厅化的改造，使得电影这个商品可以像超市里的饮料一样任人挑选，那么当年的那一步则是把电影从“康师傅”的包装盒上拆下，单独地摆上了货架。
那个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就是货架前的一个成功的推销员。1908年的时候，他已在上海定居多载，并积累了相当多的放映电影的经验，作为一个深谙上海市民趣味的“中国通”，他修建的“虹口活动影戏院”有着成功的包装，尽管只是一个铁皮屋子，它的经营项目却非常明确——一家只放映电影的“专业影戏院”。对时髦事物好之若鹜的上海市民很快就填满了这个铁皮屋子。
接下来是个水涨船高的故事。商业上的成功先例使得后继者汹涌而至，影院也修得越来越高档，与此相应的，票价也越来越往上爬。据说二三十年代上海最高级的大光明影院一场电影的门票从6角到2元5角，而当时一担米的价格是8元，对于一般市民而言，一个月的饭钱也就在6元到8元之间。这个时候进电影院的人已经与当初茶楼里的看客有了很大的不同。
旧上海的一则报纸简讯报道过那时最常上影院的五类人，他们是谈恋爱的年轻男女、厌倦舞台剧的有闲妇女、无聊的富商、逃避生活的青年以及影评人，抛开当时文字形容的文艺腔不论，这个人群和今天的影院观众已相差无几了。
电影对当年文化青年的吸引力可以从著名导演汤晓丹的回忆录中窥见一斑，“除了看排练话剧，沈西苓又约我同进电影院……提篮桥的虹口大戏院，建立于本世纪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偷工减料，设备简陋，票价比别的电影院低。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粮进去，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长达十几小时反复看一部影片，对于我们极有帮助。”还是这个雷玛斯，他的低价路线和“一票到底”策略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批铁杆观众。
口述影像：中国最早的影评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上载有《观美国影戏记》一文，可看做中国最早的影评。这是一篇有着桐城派古文风格和士大夫文人气质的文章，对电影画面产生了中国文人独有的联想：“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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