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帝国的兴起



本书叙述的战争可以分成三个地理区域：从远古时代直到勒班陀之战(一五七一年)为止，多数都是在地中海和西南亚地区进行；此后直到滑铁卢之战为止，大部分发生于大西洋边缘或与其有关地区；一八一五年以后的战争，因为工业、科学和运输的进步，战争才开始以整个世界做为舞台。



在第一个区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罗马帝国的出现；在第二个区域则是不列颠帝国的出现；而第三个区域的结果尚难预料。当然也很可能依照前例演变，从而发展成另一种帝国形式。因为今日世界只剩下美俄两个超级大国，如果今后发生冲突，其中的一个国家获得优势，那么下一个帝国就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了。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说过：长远看来，战争是有统一人类的趋势的，因为合群就会导致战争机率减少。虽则自然的目标追求统一，但是其推动力却不统一。所以，尽管部落都希望能保持独立地位，可是部落间的战争却使它们变成一个多部落的社会——就是民族。同样，一个民族也希望能保持独立地位，可是民族间的战争却使它们变成国家。进一步说，国家也都希望维持独立地位，可是国际性战争却使它们统一成帝国。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单元尽管努力保持独立，但在某些特定时间却难免被分裂和兼并，这种现象会重复发生直到地球物种和经济达到极限为止。



虽然原始时代也有战争，比如奥瑞纳人出现后，穆斯特人就失踪了。不过在史前时期，有组织的战争似乎还没有出现。文明的兴起无外乎两个根源，要么发现可以耕种某种植物，要么发现可以牧养某种食草类动物。从这两个根源发展出两种完全不同形态的人类社会，即农业社会的和畜牧业社会。农业首先发端于尼罗河流域和连接巴勒斯坦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区，然后再沿着这条河直到波斯湾；据某些学者推测，畜牧业的主要发源地应该是位于里海一带的欧亚草原。



农业社会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是村落的出现，藩篱保卫着土壤的耕种者和他们储存的粮食。畜牧业社会的文明发端则是饲养马匹和发明车轮。这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定居，一种是游牧，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他们始终都是对立的。



为避免受到游牧民族攻击，村落逐渐发展成有城墙的城市。城墙挡住了车骑，防御就成为相对较强的战争模式，城市文明不久就超过了游牧民族。城墙不仅保护文明的繁衍，也使武器和狩猎耕种的工具区分开来。然后武器开始决定军事组织形式，最原始的军事组织形式就是城市公民的方阵。在公元前二九○○年一块苏美尔人的纪念碑碎片上面就可以看到描绘这种方阵的图形。一排一排的人，纵深为六个人，士兵都用弓和矛武装，戴着皮盔，装备着正方形盾牌，可以遮掩全身。



对两种文明来说，战争的基本原因都是生物性和经济性的。牲畜的繁殖越旺盛，寻找新草地的活动就越频繁：任何时期发生旱灾就可能成为一次入侵的预兆。同样，城市人口繁殖导致对粮食的需求增加，于是需要用来耕种的土地也越多。所以无论哪个文明，战争都是为肚子打的，不管是人的肚子还是牲口的肚子。有史以来的生存斗争始终是为生存空间进行的。（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当世界被居民挤满后，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战争来获得胜利或死亡）。



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也探讨过城市问题。他假借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谈话，从一个最简单形式的城市说起，指出文明进步之后，人类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而那块供养原有文明的土地，就无力供养更高级的文明。下面引述的一段是他们辩论的精华：


苏格拉底：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国界，因为原来的地盘已不够大……并且要饲养许多不同种类的牲畜供人民食用。
格劳孔：一点都不错。
苏格拉底：因此过去足够供养原有居民的国家现在显得太小了，或者说是不够大了。
格劳孔：一点都不错。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想获得我们邻国的土地来放牧和耕种。如果邻国也和我们一样超出需要限度，企图无限制积累财富，那么他们是不是同样想要我们的土地?
格劳孔：苏格拉底，那是无可避免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就要发生战争了，格劳孔，是不是?
格劳孔；绝对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不论战争利害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已经发现了战争的起因，而这个起因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无论公私都一样。
格劳孔：毫无疑问。



畜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发生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从里海北面的草原涌现出大批好战民族，这就是所谓的印欧种人，他们成群结队向东、东南、西方和南方迁移，延续达几世纪之久。这种迁移的动机是什么还没有确切说法。也许是因为气候变化造成连续干旱，或者如某些史学家暗示的那样，由于优良马种的选育和刀剑的发明才促使他们向外发展。



在西边，许多游牧部落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就已渡过多瑙河，成为希腊、罗马和其他欧洲民族的祖先。另一部分被称为雅利安人，大约在公元前一八○○年分裂成两个集团，一支向东南进入印度，另一支向西南进入“肥沃新月地带”的北部山地——他们被称为伊朗人，其中两个最强大的种族是米底和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