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部实证性专题苏联史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有关苏联74年兴衰历史的实证性专题研究著作，由22名中国学者合力完成，书中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共28个专题，总计约110万字。
　　
　　苏联的历史，就是体现为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道路的历史。20世纪开始不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许多东方国家带来了希望和振奋，他们似乎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然而，到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竟画上了句号！像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具有93年历史，拥有1900万党员，执掌国家政权达74年之久的超级大党，像苏联这样一个占有世界版图1/6的领土，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拥有一批“社会主义大家庭”卫星国成员，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超级大国，竟然神话般地消失了！悠久与短暂，强盛与虚弱，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立之久远，毁于一旦，社会主义大厦结构建之宏伟，隳于朽败，历史要向人们说明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但又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对于中国学者尤其如此。
　　
　　苏联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中，苏维埃俄国对中国的影响时间最长，力度也最大。从孙中山1921年提出“以俄为师”到毛泽东1953年号召在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几十年来，中国人就是沿着苏联的道路前进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就是中国的榜样。人们曾经如此地向往苏联，模仿苏联，以至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中国人关注苏联，学习苏联，是有理由的。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讲，还是从历史传统和经济结构上讲，俄国都是一个半欧洲、半亚洲型国家。特别是16世纪下半叶的立沃尼亚战争以后，俄国失去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而不得不全力转向东方和南方。列宁认为，俄国中世纪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部分是封建式的，部分是亚洲式的”《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55页。。而整个说来，列宁反对把“封建”这一描绘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关系的术语应用到俄国的做法，他认为用这类词汇来描写中世纪的俄国是很不合适的《列宁全集》第6卷，第28页。。根据列宁的看法，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页。。恩格斯也认为，俄国“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欧洲的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25页；第22卷，1965，第456页。。因此，俄国显然可以列入东方社会的范畴，而正是由于俄国社会经济状态的这些特性，中国人很早就相信，俄国实现国家富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是值得效仿的。
　　
　　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久，俄国人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壮大的新的方式，开创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的道路，这就是革命的方式，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在理论上，是马克思最早提出了以革命的方式摧毁旧社会的命题，指出了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但实践这一理论的却是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产阶级的种种革命的和改良的方式大体完成对传统农业改造而转向工业社会的时候，许多东方国家开始主动地(如俄国和日本)或被动地(如中国和印度)进入了现代世界。面对外部世界蓬勃发展而本民族和国家却落后挨打的现实，这些东方国家开始努力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然而，除少数例外，东方国家都无法按照西方国家已经完成的资本主义方式来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这里除了绝大多数东方国家不具有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曙光的种种有利条件（即地理环境、金矿、奴隶贸易、殖民地等）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19页。，相反却普遍受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排挤和剥削（它们是作为被剥夺者而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这一客观原因外，更主要的则在于东方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
　　
　　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由于自然的和地理的因素影响如恩格斯在分析东方“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原因时所说的那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260~263页。，东方社会没有经历西方国家的那种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当西方海上贸易引发的商品货币关系充分扩展并开始侵蚀欧洲封建庄园制的肌体时，当西方第三等级站起来向封建贵族提出历史性的挑战时，东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愚昧落后的未开放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里“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第9卷，第244页。马克思甚至认为这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村社制度和宗族结构使社会分成各自独立而闭关自守的组织，这种简单的生产机体的不断再生产，保证了“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96~397页。；政治领域的高度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则在维持这种经济结构稳定性的基础上造成经常的改朝换代和政权形式的动荡。所有这些东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和特点，大体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是理论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不拟进行讨论。不过，总的说来，笔者倾向于认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有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世界不同的文明区域的历史进程必然有其各自的发展特性。实在地说，囿于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缺乏对东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了解，所以中国学者对东方国家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研究不能仅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为中心，而必须建立自己的以探索历史发展轨迹为基础的“中国东方学”。西方文明发展与这种东方社会传统冲撞的结果尽管对东方原有的超稳定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从而动摇了这种社会状态继续生存的根基，但是西方文明毕竟无法完全融入东方社会（相反也是一样），历史本身切断了大部分东方国家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