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需要走进真实的历史




　　李：我最初对您的作品感兴趣是在《读书》上的《寻墓者说》，有人写文章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题目叫《从李辉到蓝英年》，这使我感到很荣幸。您这些年发表的文章，让人们看到了不少苏联时代的真实情况。您从历史档案中寻找问题，谈论的话题启人深思，帮助人们走进真实的历史。读您的文章，我觉得在很多方面能产生共鸣。

　　谈到20世纪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恐怕最为重要的是前苏联。我想在这样一系列关于20世纪的反思专题中，不能没有关于苏俄文学、文化、政治对20世纪中国影响这一方面的内容，题目不妨就叫“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参照系”。我想请您围绕这个内容谈一谈。首先我想了解您发现这些历史档案的过程，您为什么会对那些材料产生兴趣？因为您过去从事教学工作，没有作这些普及性学术写作。

　　蓝：我到苏联去讲学是1989年9月，正是苏联大解体的年代，我的兴趣全在政治上，订了七八份报纸，每天都在读报纸，对情况之了解，比很多苏联人还清楚，经常给我的学生和教研室的同事讲形势。后来我看到很多报纸对肖洛霍夫的抨击，说他是斯大林的帮凶，说他对农业集体化大唱赞歌，苏联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他一份责任。我感觉到肖洛霍夫不是这样的人，因此就把兴趣转向了肖。当时报纸和杂志很多，我上午上完两节课，还要给教师上辅导课，中午喝瓶啤酒吃点面包就直奔图书馆。到图书馆看书有一个小窍门，你得跟图书管理员搞好关系，否则只能按规定查卡片借书，很费时间。我因为关系搞得好，可以随意进书库看书，甚至周六和周日也可以独自在图书馆里看书。这样我先在里面看，然后把有用的书刊借回去，晚上不看电视，把它看完，再决定哪一份复印或不复印，这样积少成多，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就积存下来了。

　　有的材料是在特定情况下引起我的兴趣。俄国人在饭后都有唱歌的习惯，有一次大家唱歌，唱的都是根据伊萨科夫斯基歌词谱写的歌曲，如《卡秋莎》等，唱了十几首，我回去记下来一看，竟没有一首歌曲是歌颂农庄的。大家都说伊萨科夫斯基也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可是“卡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那她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家里还是集体农庄？谁也不知道。他歌颂的是俄罗斯的大自然，歌颂的是大地和人们之间美满的爱情，这也不是对农庄唱赞歌啊！后来，我翻他的全集，只有一首诗算是写集体农庄的，叫《生活地理学》，但是他把农庄写得很不好，说一个农民看见自己的房子起火了，他不去救。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看麦子，怕妇女和儿童把麦子偷走。为什么要偷呢？是因为饿，这也曲折反映出农庄的现实。但是主人公的这种形象与俄国古典作家笔下的形象是大不相同的。俄国作家列斯科夫在小说《岗哨》中写一个人掉到涅瓦河中，士兵看见了。但他是不准离开岗位的，可他宁愿违反纪律而去救人，这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而《生活地理学》这首诗，哪有一点儿人道主义的味道！所以他哪一本选集都不收，唯有全集收了。要找其他歌颂农庄的诗，真是寥寥无几，倒是有提到农庄安了电灯的，但这也谈不到歌颂。他想“歌颂”的，其实倒反映了现实。这些诗对我触动很大，都说他是歌颂集体农庄的诗人，其实他连共青团员和农庄这样的字眼都很少用。我觉得好多问题我们理解错了，我需要了解真相，因此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工作。

　　李：您说的理解错误，是读者理解的错误，还是翻译介绍过来时就是误导，或者说是作品本身就存在的？

　　蓝：两者都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和苏联都说它是歌颂集体农庄的小说，可是它的正面人物写得非常令人讨厌，反面人物倒挺真实，这部小说写的是几个教条主义狂热分子领导一群“二流子”清算种田能手。限于过去的条件，对一些作品，我们理解错了，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它，我就是从这里入手来探讨这些问题的。

　　李：后来您是怎么看到那些克格勃解密档案的？

　　蓝：我后来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资料，有好多东西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一看又吓一跳。比如当时《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是个著名诗人。依我看，苏联诗人中，前有马雅可夫斯基，后有特瓦尔多夫斯基，他还是苏联作协的书记，可是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克格勃盯着。他去新西伯利亚市同读者见面，被克格勃主席作为重要情况报告给勃列日涅夫，我看到后感到非常惊讶。当然，这些档案后来都公布在刊物上。再比如法捷耶夫，我早就看过他的遗书，但我还想找到他写的亲笔信，最后终于在《苏共中央通报》上找到了，是影印件，与《红星报》上发表的相比，《红星报》有两处删改，把他对现实完全灰心的话删去了。档案馆我是没有资格去的，但发表出来的材料已经不少了，杂志太多了，在里面查材料像大海捞针，有时根据一个注就能找出有用的材料来，也有一无所获的时候。写这种文章，孤证不行，比如大作家伊万诺夫写了一篇《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高尔基》，发表在《文学问题》上，题目很吸引人，可是读完文章后发现使用的材料不过硬。几个观点不同的作家从不同角度使用同一材料，这样的材料才可信可用。

　　李：后来您第二次去那里又呆了多久？

　　蓝：呆了半年，1994年9月至1995年1月，第二次去我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海参崴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高尔基图书馆，是国立的；一个是法捷耶夫图书馆，是州立的，查资料跟翻译不一样，非常苦，你得学会披沙拣金。

　　李：我对您的经历有兴趣。您觉得个人的经历对于您重新认识苏联文学的真实面貌是不是有影响？

　　蓝：我以前一直在大学里教语言和文学选读，1956年曾经翻译过东西，出版社已经接受，后因合作的朋友出问题了，合同废除了，从此很久没有沾过翻译的边。那时候心情非常坏，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在1952—1953年，我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样的书，很受感动。“反右”以后，我发生了变化。以后不断挨批。1957年同右派划不清界限，被开除团籍，差点被划为右派。1959年批判我右倾，主要是当时宣传一亩地可以打十万斤粮食，我说：这么多粮食铺在地上该有多厚啊！另外，村里向公社报捷，说农村妇女白天劳动，只用三个晚上就掌握了三千个常用字，我觉得这不可能，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虚传捷报》。可以说没有一次运动不挨整，但从没有被打倒过。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问题就严重了，1958年姚文元批判巴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反对姚文元，还说过“要实事求是，不要打棍子”的话，寄给当时上海的《文艺月报》。文章没有发表，但是排出了清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清样寄给了工作组，这回的罪名大了，反对姚文元就是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嘛，挂了个“牛鬼蛇神”的牌子。我还有一条罪行是吹捧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有一篇文章《作家必须接近生活》，那是教材，我是按着教材上讲的，怎么是我的错？这一条好说，反对姚文元这一条就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了。我还进过牛棚，当牛鬼蛇神队长，后来红卫兵串联，打派仗，没有人管我了，我就回家了。

　　那个时候，读书真难啊。我真羡慕现在青年人有很多书可读，我上大学的时候，什么书都读不着，连“三言二拍”都不让读。“反右”斗争的时候，我拿着书上厕所读，被人揭发说，反右时他还在读书。1958年下放劳动锻炼，我带着书躺在山坡上看，也被人揭发了。搞“四清”的时候，我蒙着皮袄背李商隐的《无题》诗，背《长恨歌》、《琵琶行》，没事嘴里就嘟嘟哝哝，每天晚上开会，太无聊了。我吸烟就是那时学的，原先不吸烟。

　　李：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您写一系列文章，追溯历史真相，本身是在经历一个自己思想变化过程。您的研究中是不是有自己的生活的影子和感受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