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 　
　　　12世纪城市的复兴和知识分子的诞生　　
　　开始时是城市。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　
　　在这以前，由拉昂的阿达贝隆所区分的各社会阶层（祈祷的——教士；保卫的——贵族；劳动的——农奴），很难说有真正的人员专业化情况。农奴虽然耕种土地，但也是手工业者。贵族是士兵，同时又是地主、律师和商人。教士，尤其是修士，也常常同时身兼数职。神职工作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使他们的余生变得神圣，它通过修道院的规定求助上帝。在修士的一生中，他们的身份有可能是临时的教授、学者和作家。这是他们个性中易变和双重的一个方面。就是那些预示了在行将到来的世纪中出现在知识分子中的人，当时本身还不是知识分子。阿尔奎因首先是达官，他是查理大帝的文化大臣。费里埃的沃尔夫首先是修道院院长，他嗜好图书，喜欢在自己书信里摘引西塞罗的词句。　
　　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　
　　知识分子真正被理解只是在12世纪。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城市并不是像雨后春笋那样涌现的。按照有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甚至在10世纪和11世纪城市就已完全形成，而且有的专业杂志提到一个新的城市复兴——其时代追溯得更远。　
　　毫无疑问，在西方国家一直是有城市存在的，但是在西罗马帝国城市“遗址”的围墙内只住有少数居民和一名军事、行政或宗教的首领。城市首先是主教驻在地，寥寥无几的世俗人聚居在相对来说多得多的教区周围；经济生活局限在一个小地方，也就是交换日常必需品的市场内。　
　　很可能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召唤，在那里的大马士革、佛斯塔德、突尼斯、巴格达、科尔多瓦，有大量的城市主顾，希望得到野蛮的西方国家的原材料——木材，刀剑，毛皮以及奴隶；无疑从10世纪起，也许从9世纪开始，孕育中的城市，即“口市”（portus），就得到了发展，它们是独立的单位，或者是依附主教府或军事“地方长官”的驻在地的城郊。但这一现象在12世纪才第一次产生足够的影响，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政治结构也因教区运动而逐渐动摇。　
　　一个进一步的、文化上的变革随着上述这些变化而来，一个进一步的思想上的繁荣或复兴（新生）时期同上述变化汇流在一起。本书将简要地勾勒一部关于这个思想运动的先驱者的历史；从他们追随者的冒险的变革，到所谓的中世纪的终结，直至另一个复兴——文艺复兴。　
　　尽管人们在12世纪前很难以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真正城市复兴作为出发点，然而在文明领域里，就能因此略过8世纪末和9世纪上半叶习惯上称为“加洛林王朝的复兴”的时期吗？　
　　我们不想像有些历史学家那样否认它，不准备谈什么“所谓的复兴”，只是想在这里比较确切地规定它的界限。　
　　这个时期并不具有任何数量上的特性，足以构成我们所认为的“复兴”的概念的前提。虽然这一时期提高了在宫廷学校接受教育的贵族子弟和在一些大修道院或主教中心区接受培养的未来教士的文化水平，但它几乎完全消除了下层修道院为周围地区孩子们开设的残存的初级课程。公元817年，安尼安涅的圣本尼狄克促使法兰克皇帝“虔信者”路易一世实行本尼狄克教派大改革，把恢复本尼狄克教派原先的修道院制度用书面形式规定下来，结果修道院的“外部”学校关闭了。这是一次为一些与世隔绝的、为数不多的精英分子服务的复兴，它的任务是替奉行教权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一个培养管理人员和政治家的小规模的教育场所。　
　　除了替王朝与教会招募领导人员外，加洛林时代的知识化运动，在手工工具和精神风貌上，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天使般的或无私奉献的作为。　
　　这一时期的精美手抄本是奢侈品。人们以工整的字体进行书写，来消磨时日。——这样的书法艺术比起杂乱无章的抄写，更是一种文化失落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对书籍的需求微不足道，内容几乎不管不问；人们为宫廷或某些世俗的或宗教界的大人物把书籍装饰得富丽堂皇。这些都表明，书籍的流传非常缓慢。　
　　不仅如此，这些书籍根本不是为了供人阅读。它们只是有助于教堂财库的丰富，和个别富人收益的增加。它们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宝物，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财富。有些作者抄录古人或教父的名言，以此夸耀他们自己的文字具有较高的思想内容，而人们竟然相信他们的每句话。这一切只是提高物质上的价值。查理大帝为了布施，卖掉自己一部分漂亮的手抄本。书籍受到同昂贵的瓷器完全一样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