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来，中国已经活跃起来，并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毕业于商业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赞扬了落后的中国向市场的转化及对他们认为使美国具有活力的经济效益的追求。展望未来，另一些专家预言，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将很快像近年来的日本一样，在技术上超过我们，在世界市场上以廉价商品同我们竞争。这样想来，他们最终会向我们提供服装和家庭用品，而我们则只向他们出售农产品。但中国真能成为另一个日本吗？这种想法可能仍然是一个美国梦，即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同中国预计可以进行巨额贸易。但这种梦想从未成为现实。也许延误中国进入当今时代的同样的困难，将继续减缓中国的进步。
中国具有很大潜力的贸易，对我们西方人来说，200年来，一直是梦幻世界中的事。中国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开始领悟到，我们透过现实、成见和接触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这两者，构成了中国问题专家们的报道内容。
这本书收编了一位历史观察家论述中国和中美在过去15年的关系的文章。很明显，我只是那些渐被淡忘却很重要的制造舆论的人中的一个。书中提到的作者们在著书、写文章和评论时，都反映出他们对发生在中国或涉及到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不同认识；他们把自己得出的印象或评论传述给其他人。很快，现实和想象交融了。
本书是写别人对中国的反应，这种双重渗入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出版商和刊物、报纸的评论编辑首先考虑的是，所写的书是否值得出版或评论。当然，本书的内容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吸引了那些关心中国的美国人。喜欢本书内容的人会感到，这些评论反映了公众的意见。我们假定这些评论可能是有倾向性的，是不完整和不明确的，但还是可以同官方舆论相竞争。
导言（部分取自1985年12 月在美国历史协会百年纪念会上的讲演），反映出我的兴趣所在，即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不同看法是如何形成起来的。本书共分五部分，每一部分均以一历史事件开始，有些章节甚至先从当今惯用的按语开头；书中大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出版。
导言 美国人看中国历史的变迁
了解我们自身已相当不易，要理解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和我们相距遥远的中国人就更加困难。但我们仍需设法去了解，也许，这种了解已有所进展。
以人权这一新的美国宗教为例，它与文化有超过我们想象的密切联系。在中国，人权不会成为主要教义，除非它成为和美国一样的法治社会，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难以实现。简言之，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
例如，在考虑犯罪动机时，美国法律就表现出对个人主观意愿的重视。故意杀人是谋杀，但意外或没有预谋致死被指控为杀人时，会受到另一种处罚。而在中国古代却远非如此，没有犯罪动机，并不能帮助犯人减轻罪责。举个典型的例子。1821年，一名叫泰拉洛瓦的美国水手从船上丢下一只坛子，砸中一个舢板上的女人，使她落水而死。为能在广州继续做生意，美国商人把这名水手交给了中国司法部门。按照中国法律，他很快就被绞死了。这一事例导致治外法权制度的产生，这在1844年的第一个中美条约中得到充分阐述。从这以后直到1943年这一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的100年间，治外法权（或美国领事馆官员对美国人在中国的人身、财产拥有裁判权）一直是各种条约的中心内容。它不但使在中国的美国人享有特权，而且也避免了许多敌意。
简言之，在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人权的具体表现。现在与过去是紧密相连的。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两个主要特点，即美国想在中国取得巨大贸易利益的期望至今仍未实现；传教士们想把自己的文化精华传给中国人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未实现。基督教传教士做了许多重要有益的工作，却很少有皈依的教徒。在中美关系中，我们一直想表达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中国则以自身的价值观来回应。为便于我们应对正迅速到来的、充满未知数的美中关系，我们应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这种印象当然非常不可靠，它首先是由那些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权威创造的，其次是由那些旅行家、传教士、记者、领事、商人、学生和旅游者，将其所见所闻转述给他们的听众而形成的。由此对中国产生的印象至多不过像一只万花筒，呈现出纷繁杂乱的景象，而且变幻无常。人们常根据课本、回忆录、小说、电影、广播电视和评论来积累、编织中国形象。在这纷繁的景象之中，每一代美国人似乎都能得出一个为人广为接受的观点，至少是在那些有头脑的市民中。把这些观点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也许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