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列宁知道自己的这一步会引起轰动和攻击，所以他要尽可能公开行事。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廷受他的委托前去和德国公使磋商，向他转达列宁提出的条件，这位公使在此之前就己和俄国流亡者进行过一般性的谈判。现在这个身材矮小、名不经传的流亡者好象已经预见到自己不久必能具有权威似的，根本没有向德国政府提出什么请求，而是向德国政府提出条件，说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旅客才准备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方便，即承认车厢的治外法权；上下车时不得检查护照和个人；俄国旅客按正常票价自己支付旅费；不允许以任何方式让旅客离开车厢。罗姆贝尔格大臣把这些条件向上报告，一直呈送到鲁登道夫，无疑得到了他的首肯，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或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只字未提。德国公使曾想在某丝细节上作些修改，因为列宁故意把协议写得模棱两可，为的是不仅使俄国人，而且也让同车的奥地利人拉狄克免受检查，但是德国政府也象列宁一样着急，因为就在四月五日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向德国宣战了，所以德国公使没有如愿。

　　于是，弗里茨·普拉廷在四月六日中午得到这样一项有纪念意义的通知：“一切按所表示的愿望进行安排。”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下午二点半钟，一小群提着箱子、穿着寒酸的人从蔡林格霍夫餐馆向苏黎世的火车站走去。一共是三十二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的名字日后为世人所知。他们一起在那家餐馆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饭，井且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都知道《小巴黎人》报上的这样一条报道：俄国临时政府将把这些经过德国领土的旅客视作叛国分子，所以他们用粗壮的直来直去的字体签名，以示他们对这次旅行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和同意所有的条件。现在，他们默默地、坚决地踏上这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程。

　　他们到达火车站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摄影记者。因为在瑞士谁认识这位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藏着一顶压皱了的帽子，穿著旧上衣和一双笨重得可笑的矿工鞋（这双鞋一直穿到瑞典），夹杂在一群提箱挎篮的男男女女中间，默默地、不引人注意地在列车里找了一个座位。这些人看上去和那些从南斯拉夫、鲁登尼亚(旧时奥匈帝国的地名，是侨居奥匈帝国的乌克兰人的居住区。)、罗马尼亚来的无数移民并无两样，那些移民在前往法国海岸并在那里远渡重洋以前，常常在苏黎世坐在自已的木箱上休息几个钟头。瑞士的工人政党不赞成这次旅程，所以没有派代表来，只有几个俄国人来送行，为的是给故乡的人捎去一点食物和他们的问候。还有几个人来，他们是想在最后一分钟劝列宁放弃这次“无谓的、违法的旅行”。可是大局已定。三点十分，列车员发出信号，列车滚滚地向德国边境的哥特乌丁根车站驶去。三点十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