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命运，总在有意无意之间，受时代所左右。从十五世纪开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大航海的时代，这是一种巧合呢，还是东西方文明的一种默契？虽然中国人迈向大洋深处的时间，比欧洲人要早了半个世纪，但这种领先很快就被保守的政府打压而变为落后。东西方的大航海之路开始分道扬镳，西方人在勇敢无惧中向未知的海洋与陆地深处挑战视野的极限，不缺乏探索勇气的中国人却在海禁的铁血政令下失去了一次次全球扩张的机会，曾经称霸印度洋的那一代中国人的奉献与牺牲，被傲慢与漫不经心的政府摧毁了几乎全部的成果。
　　“海禁”这一字眼，对那时代生活在海边、富有冒险精神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恐怖的词汇。从很早以前，人类便发明了舟船，使得江河、湖泊与海洋不再成为无可逾越的障碍，海洋本来没有路，但人类凭借聪明才智开辟了海上之路，但大明朝的政府却自绝人民。当一个时代的转折到来时，一个政府的固步自封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政府的铁血政令并无法压制住人民内心中求生存、求富贵的天性，越来越多的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在海外贸易的暴利的驱使下，不惜铤而走险，对抗政府，展开反海禁的斗争，这股势力非常庞大，政府斥之为“海寇”，而历史学家更愿意称之为“海商集团”。海商集团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产物，亦商亦盗，也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这既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力量，也是充满破坏性的力量。
　　海商集团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赢得了部分胜利。
　　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中国政府终于部分开放海禁，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设置一个开放特区，允许个人出海贸易。虽然这个开放政策非常的不彻底，全国仅开放一个港口，而且这个港口是个天然条件十分差的小港口，对出口的物品也有严格的限制，尤其是对铜、铁、硝磺等战略物品，严禁交易；如果说禁止战略物资的出口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有情可原，那么限制出海的船只的数量就显得过分的保守。
　　中国人善于突破政策的限制。海禁的闸门一旦开启一条窄缝，马上会被洪水所冲垮，造船业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中国的农产品与工艺品、生活用品等大量物资大量经海商之手出口到东南亚乃至欧洲，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贸易船只的数量被远远地突破限制，不能以合法的手段取得出海许可证，便不惜风险采取走私的手段，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甚至连政府的官员都迫不急待地下海，加入到海商的行列。
　　福建南部的漳州、泉州成为开放海禁的最大获益区，但是自然条件并非上佳的月港注定无法满足如饥似渴的海商们的下海热情，于是一条新的贸易通道被开辟出来，那就是通过澳门中转贸易。
　　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各种手段，租占澳门，此后澳门成为中西贸易的中心。由于澳门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得许多中国船只通过澳门而出海贸易，特别是通往日本的船只，因为明朝中叶倭患严重，政府严禁出口物资到日本，然而实际上，中国民间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却非常频繁，除了走私的商船之外，还有经澳门、或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中转，商业的力量，在那个时代已经崭露出强大的威力了。　　
　　我们的故事，就从澳门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