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的一个星期日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住在我窑洞里的一名中央委员会的通讯员把我叫醒，递给我一张洛甫写的纸条，上面写道；“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竹此外，什么也没有写。六年了，与世隔绝，同共产国际没有任何联系，突然接到这个通知，我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到的。我急忙穿好表服，匆匆向李丽莲告别，她是周末从艺术学院回来的，接着叉匆匆向同院的邻居告别，跳上我那匹察哈尔矮马，向机场飞奔而去机场上已经聚集了将近一百人，其中有许多高级干部，毛泽东也在场。他们正在向周恩来告别，周偕同妻子和养女也是耍飞往奠斯科的。蒋介石给周进来了他的专机，一架美式的道格拉斯飞机已经作好了起飞的准备，但起飞的时间推迟了。我那些老熟人，当他们知道我要离开中国时，都来同我话别，甚至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告别时，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之词。这时李丽莲也到机场来了，她希望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我去请毛同意，毛让我找洛甫，洛甫说，李丽莲没有到苏联的入境签证，周恩来在一旁插话，他答应到莫斯科后争取一下，李可以随后再来。
　　我不知道，周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李丽莲。
　　我们终于起飞了。到了兰州，周恩来同他的家属驱车进了苏军基地，伍修权（我以前的翻译，当时任中共驻甘肃联络处主任）把我送到中共招待所。次日，周的养女乘坐苏联汽车到了招待所，把我接到苏军基地。基地司夸对我说，是他坚持这样做的，因为他把我看作是苏军成员，再说，他的基地又不是私人客栈。几天后，我们又乘坐一架苏联飞机，同样是道格拉斯型的，经过哈密飞往乌鲁木齐。到达不久，苏军基地司令和周恩来在吃饭时为了我叉争论起来，然而，这一次周的意见被接受了，我们四个人都住进了中共招待所。
　　我们继续飞行，经过阿拉木图、塔什千等地直到莫斯科，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整个旅程用了将近三周时间，因为秋天天气变化无常，在途中各地几乎都不得不作或长或短的停留口到达莫斯科之后，好几周我忙于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我感到很不舒服，起初我把这整个程序视为讨厌的例行公事，因为我毕竟有七年半离开了，对这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当然应该循问而答。但不久我注意到，这背面隐藏着更多的东西n十二月，我应邀同中共代表进行了几天交谈，其中除周恩来外，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几位领导干部也参加了。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怛对在场的人几乎投有留下什么印象。周恩来坐在一旁，象是“原告圩o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在兰州和乌鲁术齐他坚持要把我置于“中国人的保护拧之下。他特别谈到了我对1934年初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哗变的态度，以及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不㈢髑{l一“围剿邛肘我代表的短促突击的策略凸至于福建事变，在我叙述了事实真相之后，他也不得不回旋一下，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一些我的罪过心在谈到“消极防御”时，他是极其谨慎的，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正是他在长期战争中主张一种消耗战，面我却是赞成运动战的，尽管不是毛认为的那种运动战。我同毛的分歧是由于他的战略计划而引起的，这个计划后来以“东征一结束了。关于这些分歧，虽然我作了汇报，但周却只字未提。
　　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作“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莸消灭口他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此之前好象并设有全文公布。但是，毛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把我消灭的意图失败了。
　　当然，我不得不放弃战士的生涯，而且多年来不能再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了口有人还劝我，让我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我严格遵守了保持沉默的规定。但我希望，马克思主义一国际主义的路线，最终能在中国的政治中得到贯彻。在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之前，这个希望完全是可能实现的J因为直到那时，过去的_切分歧都不得不暂时放在一旁。
　　到了1964年，当毛领导集团反对社会主艾，反对苏联的政策在全世界为路人皆知以后，我才写了《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说话？》一文，公开露面，这篇文章发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口在苏联，我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或者受到什么报复，相反，我平静地生活和工作在墓斯科，在伟大的卫国寻战争中我还担任了负责的政治工作。尽管如此，由毛泽东一手策殳|j的反对我的活动及其后果，对莸以后的生活当然起了严重的长久的影响。
　　俗话说：“杀一儆百’’，反对我的行动，不过是在政治上大规模地反对1931年担任中共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卓越代表的前奏罢了。毛泽民，林彪和其他当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的追随者，还在幕后阴谋策划反对王明，博古和周恩来，然而未能奏效。
　　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一切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毛泽东早就暴露了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和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因此在这里我可以不必重复我在几年前（见《地平线》1969年第38期）关于毛主义的根源和发展趋势所写的回忆了。
　　只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就认为，对苏联的态度是衡量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不管他是哪个民族，也不管他处在什么形势下心这一认识一直指导着我在中国的活动，而体现在苏联政府政策中的苏联人民的利益，就我认识到的和力所能及的，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始终是捍卫不懈的o我想我可以满意地说，我经受了这个考验口我想就此结束关于我在中国期间的《纪事》口我把我在各方面的经历和观察，不只是政治和军事方画，还有个人的经历和观察，如实地写下来，希望对于更好地了解开始于三十年代的后果严重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