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在1780年6 月出生于普鲁士马格德堡附近布尔格镇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十二岁时在波茨坦的一个步兵团中充当士官生。1793年，当普鲁士同革命后的国作战时，他曾参加围攻美因兹城等战斗。1795年升为少尉。
　　1801年秋，他被送入柏林军官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深得校长香霍斯特的赏识。香霍斯特是以后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倡导者，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和以后的活动受他的影响很大。
　　1803年春，他在该校毕业后，被香霍斯特推荐为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在这一段时期，他经常参加香霍斯特主办的军事协会的活动，听康德主义者基瑟韦特的哲学课，研究军事、哲学、历史和文学等著作，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1806年10月普鲁士同法国作战时，他随奥古斯特亲王所率的步兵营参加了奥尔施塔特会战，退却时在普伦次劳被法军俘虏。1807年10月释放回国后，根据亲身的体验，力主改革普鲁士的军事制度。1808年到科尼斯堡( 仍为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积极参加香霍斯特主持的军事改革工作,结识了军事改革委员会成员格乃泽瑙、博因等人。1809年秋回到柏林，后来进总参谋部，在香霍斯特属下工作。1810年升为少校。
　　1810年秋，任柏林军官学校教宫，同时为王太子〈即以后的威廉四世〉讲授军事课，前后共两年。1810年年底，与布吕尔伯爵的女儿玛丽结婚。
　　1812年4 月，克劳塞维茨因反对普王威廉三世同拿破仑结成同盟而辞去普鲁士军职，去俄国准备参加反拿破仑的战争。先在俄军参谋部任职，领中校衔，后任军参谋长等职。当拿破仑进攻俄国时，他曾参加斯摩棱斯克争夺战和博罗迪诺会战等。以后随维特根施坦军团参加了对拿破仑的追击。12月，作为俄军联络官，同普鲁士军队的指挥官约克谈判，说服他反对拿破仑。1813年3 月随维特根施坦军团回到柏林。9 月格尔德战斗获胜后升为上校。1814年回到普鲁士军队。1815年任布留赫尔军团第三军参谋长，参加过林尼会战等。
　　1815年秋在科布伦次任莱茵军团参谋长( 格乃泽瑙为司令),利用空闲时间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从事战争理论的研究工作。
　　1818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9 月升为将军。在任校长的十二年间，致力于《战争论》的著述工作。他先后研究过一百三十多个战例，写了许多评论战史的文章,并整理了亲身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1830 年春调到炮兵部门工作。当时，《战争论》尚未修订完毕，他将手稿三千多页分别包封起来，并在各个包上贴上标签，准备以后修改，但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1830年8 月去布勒斯劳任第二炮兵监察部总监，同年12月调任格乃泽瑙军团的参谋长。1831年11月16日患霍乱逝世。死后，他的妻子玛丽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分十卷，《战争论》是其中的第一、二、三卷。
初版序
　　一个女子竟敢为具有这样内容的一部著作撰写序言，有人一定会感到惊异。对于我的朋友来说，这是不必作任何解释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向那些不认识我的人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样做的原因，以免认为我自不量力。
　　这部我现在为之作序的著作使我十分挚爱的丈夫( 可惜他过早地离开了我和祖国),在他一生中最后的十二年里，几乎用尽了他全部的精力. 完成这部著作是他最殷切的愿望，但是他却没有意思在他活着的时候让它出版。当我劝他改变这种想法时，他一半是开玩笑，但一半也许是预感到自己的早亡，常常这样回答说：应该由你来出版,'。正是这句话（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它常常使我落泪，尽管我从未认真地考虑过它的含意) 使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有义务为我亲爱的丈夫的遗著写几句话。纵然人们对于我这样做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也不会不体谅使我克服羞怯心理来写这篇序言的那种感情的，而这种羞怯心理常常使一个女子作这样一些事情时感到十分为难。
　　当然，我也决不可能抱有奢望，把自己看作是这部著作的真正出版人，这是远远超过我的能力的。我只是想当一名助手，参与这部书的出版工作。我有权利要求作这样的工作，因为我在这部著作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也曾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凡是认识我们这一对幸福的伴侣，并且知道我们在一切方面都相互关心，不仅同甘共苦，而且对每一件工作，对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都抱有相同的兴趣的人，都会知道，我亲爱的丈夫从事这样一件工作，我是不会不清楚的。他写这部书时抱着多么大的热情和希望，以及这部书产生的方式和时间，恐怕也没有人比我了解得更多了。他的天赋的卓越才智，使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渴望光明和真理。虽然他在许多方面都很有修养，但是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有关国家富强的军事科学上，他的职业也要求他献身于这门科学。首先是香霍斯特把他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在1810年他受聘担任柏林军官学校的教宫，与此同时，他荣幸地为王太子殿下讲授基础军事课，这一切都促使他把自己的研究和努力进一步集中在这方面，并把自己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记下来。1812年他在结束玉太子殿下的课业时所写的一篇文章①里，己经包含了他以后著作的胚胎。但是，直到1816年，在科布伦次他才又开始了科学研究工作，并且把扳其重要的四年战争时期的丰富经验中成熟了的果实采集下来。开始时,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了一些简短的、相互间没有紧密联系的文章。从他的手稿里发现的下面这篇没有标明日期的文章，看来也是他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我认为，这里写下的一些原则，已经涉及到了所谓战略的主要问题。我只把它们看作是一些素材，但实际上它们差不多已融合成一个整体了。
　　这些素材是在没有预定计划的情况下写成的。起初，我只想用十分简短而严密的形式写下我自己已经确立了的、战略方面的最重要的问题，而不去考虑它们的体系和紧密的联系。当时，孟德斯鸠研究问题的方法，隐约地浮现在我的脑际。我认为，这种简短的格言式的篇章( 开始时我只把它们称之为谷粒),一方面可以使人从中得到许多启发，一方面它们本身已经确立了许多论点，因而将会吸引那些才智高超的读者。这时变我心目中的读者就是一些有才智的、对战争有所了解的人。后来,我那种要求在论述中充分发挥、要求系统化的个性,终于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克制了自己，从一些论文中〈为了使自己对一些问题更加明确和肯定而写的一些文章〉，只抽出最重要的结论，把智慧集中到较小的范围里。但是，后来我的个性完全支配了我，于是我尽力加以发挥，当然这时也就考虑到了那些对这方面的问题还不十分熟悉的读者。
　　我越是继续研究，越是把全部精力贯注到研究工作中去，就越使自己的著作系统化起来，因而就陆续地插进了一些章节。
　　我最后的打算是，把全部文章进行一次修改，把早期写的文章加以充实，把后来写的文章的许多分析部分归纳成结论，使这些文章成为一个比较象样的整体，然后编成一本十六开本大小的书。但是，在这本书中，我还是要绝对避免写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谈论过千百遍的、并已为大家接受的泛泛的东西，因为我的抱负是要写一部不是两、三年后就会被人遗忘，而是对此有兴趣的人经常翻阅的书。
　　在科布伦次，他公务繁忙，只能利用零星的时间从事写作。直到1818年他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的校长以后，才又有充裕的时间进一步扩充他的著作，并且用现代战史来充实它的内容。根据这个军官学校当时的制度，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不属校长管辖，而是由一个专门的研究委员会领导，因此他并不十分满意这个职务，但是由于可以有充裕的空闲时间，他还是接受了这个新的工作。他虽然没有庸俗的虚荣心，不计较个人荣誉，但是要求自己成为真正有用的人，不愿意让上帝赐予的才能无所作为。然而，在他繁忙的一生中，他从没有得到过能满足这种要求的岗位，对于获得这样一个岗位，他也不抱多大的希望。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科学研究领域，他生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著作将来能够有益于世。尽管如此，他仍然越来越坚持要在他死后再出版这部著作，这就清楚地证明，他在希望自己的著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的崇高努力中，并没有掺杂要求得到赞扬的虚荣意图，丝毫没有自私的打算。
　　直到1830年春天他被调到炮兵部门去任职为止，他一直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地写作的。到了炮兵部门以后，他的工作就和从前完全不同了，他非常忙，至少在最初一个时期，不得不放弃全部写作工作。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手稿整理了一下，分别包封起来，并在各个包上贴上标签，然后十分悲痛地和他非常喜爱的工作告别了。同年8 月，他被调往布勒斯劳，担任第二炮兵监察部总监,12 月又调回柏林，担任伯爵格乃泽瑞元帅的参谋长〈在格乃泽淄任总司令期间〉。1831年3 月，他陪同自己尊敬的统帅前往波森。当他遭到了悲痛的损失，于11月又从波森回到布勒斯劳的时候，他希望能继续从事写作，并在当年冬天完成这一工作。但是上帝作了另外的安排，他于11月7 日回到了布勒斯劳,16 日就与世长辞了。他亲手包封的文稿，是在他去世以后才打开的。
　　现在，这部遗著将完全按照原来的样子分卷出版，不增减一个字。尽管如此，在出版的时候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要进行整理和研究。我谨向在这方面给予帮助的亲爱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感谢少校奥埃策耳先生，他乐意地承担了付印时的校对工作，并且制作了这部著作的历史部分的附图。在这里，我也要提一提我亲爱的弟弟，他在我不幸的时刻支持了我，并且为这部遗著的出版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在细心地阅读和整理这部遗著时，发现了我亲爱的丈夫开始修改本书的文稿( 他在1827年所写的一篇题为《说明》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一意图),并把修改好了的文稿插入了第一篇的有关章节〈因为修改工作只到此为止〉。
　　我还要向其他许多朋友表示感谢，他们向我提出过宝贵的建议，向我表示了关怀和友谊。虽然我不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提出来，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我衷心的感激之情的。我越是认识到，他们给我的一切帮助不仅仅是为了我，而且也是为了他们早亡的朋友，我就越要感谢他们。
　　从前，我在这样一位丈夫身边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二十一年，现在虽然我遭到了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我亲爱的丈夫留给我的关怀和爱情，人们如此普遍地仰慕他卓越才能的高尚感情，所有这一切使我仍然感到自己非常幸福。
　　国王和王后陛下出于对我的信任，召我到宫中任职，这一信任对我又是一种安慰，我要为此感谢上帝，因为我高兴地担任了愿意为之贡献自己力量的光荣职务。愿上帝降福，让我做好这个职务，并且盼望目前由我侍奉的尊贵的小王子将来能读读这部书，并能受到它的鼓舞而象他的光荣的祖先一样树立功勋。
　　威廉王后隆下女侍从长玛丽·冯·克劳塞维茨1832年6 月30日于波茨坦大理石宫
说明
　　我认为，已经誊写清楚的前六篇，只是一些还相当不象样子的素材，还必须重新改写。改写时，要使人在全书到处都能清楚地看到两种不同的战争，只有这样，一切思想才会获得更精确的含义、更明确的内容和更具体的运用。这两种不同的战争是: 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这可以是在政治上消灭敌人，或者只是使敌人无力抵抗，以迫使敌人签订任何一个和约) 和仅仅以占领敌国边境的一些地区为目的的战争( 这可以是为了占有这些地区，也可以是把这些地区作为在签订和约时的有用的交换手段〉。当然，在这两种战争之间必然有一些过渡性的战争，但是这两种战争的完全不同的特点必然贯穿在一切方面，其中互不相容的部分也必然会区分出来。
　　除了指出上述那种在战争中实际存在的差别以外，还必须明确地肯定这种实际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观点: 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到处都坚持这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就会一致，一切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虽然这个观点主要在第八篇中才发生作用，但在第一篇中必须透彻地加以阐明，而且在改写前六篇时也要发挥作用。对前六篇作这样的修改，将会剔除书中的一些糟柏，弥补一些漏洞，而且可以把一般，性的东西归纳成比较明确的思想和形式。
　　第七篇《进攻》( 各章的草稿已经写好〉应该看作是第六篇的对照和补充，并且应该根据上述更明确的观点立即进行修改。这样，这一篇在以后就可以不必再修改了，甚至可以作为改写前六篇的标准. 第八篇《战争计划》( 即对组织整个战争的总的论述〉的许多章节已经草拟出来了。严但这些章节甚至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素材，而仅仅是对大量材料进行了粗略的加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工作中明确重点之所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我想在完成第七篇以后，立即动手修改第八篇，修改中主要是贯彻上述两个观点，并且简化一切材料，但同时也要使它们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我希望，这一篇能够澄清某些战略家和政治家头脑中的模糊观念，而且至少要向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何在，以及在一次战争中到底应该考虑什么问题。
　　如果在修改第八篇的过程中能使我的思想更加明确，能恰当地确定战争的重大特征，那么以后我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这种精神带到前六篇中去，让战争的这些特征在那里也到处闪闪发光。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着手改写前六篇。
　　假使我过早去世，因而中断了这项工作，那么现有的一切东西当然只能叫做一堆不象样子的思想材料了。它们将会不断地遭到误解和任意的批评。在这些问题上,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提笔想到的东西都是很完美的,已经可以写下来发表了，并且认为它们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们也象我一样花费这么多精力，长年累月地思考这些问题，并且经常把它们同战史进行对比，那么他们在进行批评时，当然就会比较慎重了。
　　尽管这部著作没有完成，我仍然相信，一个没有偏见、渴望真理和追求信念的读者，在读前六篇时也不会看不见那些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对战争的热心研究所获得的果实的，而且或许还会在书中发现一些可能在战争理论中引起一场革命的主要思想。
　　1827年7 月10日于柏林除了上面的《说明》以外，在作者的遗稿中还有下面一篇未完成的文章，这篇文章看来是他在晚年写的
　　在我死后人们将会发现的这些论述大规模战争的手稿，像目前这个样子，只能看作是对那些用以建立大规模战争的理论的材料的搜集。其中大部分我是不满意的。而且第六篇还只能看作是一种尝试，我准备对这篇进行彻底改写并另找论述的方法。
　　但是在这些材料中一再强调的主要问题，我认为对考察战争来说是正确的。这些问题是我经常面对实际生活，回忆自己从经验中和同一些优秀军人的交往中得到的教益而进行多方面思考的结果。
　　第七篇是谈进攻，其中谈到的问题只是仓卒地写下来的。第八篇谈战争计划，我打算在这篇中特别阐述一下战争的政治方面和有关人的方面。
　　我认为第一篇第一章是全书唯一已经完成的一章。这一章至少可以指出我在全书到处都要遵循的方向。
　　研究大规模战争的理论〈或称战略〉是有特殊的困难的。可以说，只有很少数的人对其中的各种问题有清楚的观念，即了解其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在行动中大多数人是单单以迅速的判断为根据的，而判断有的很正确，有的就不那么正确，这是因为人们的才能有高低之分。
　　所有伟大的统帅就是这样行动的，他们的伟大和天才，一部分也就表现为他们的判断总是正确的。因此，在行动中人们将永远依靠判断，而且单靠判断也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不是亲自行动，而是在讨论中说服别人，那就必须有明确的观念并指出事物的内在联系由于人们还很缺乏这方面的素养，所以大部分的讨论只是一些没有根据的争执，结果不是每个人都各持己见，就是为了顾全对方而和解，走上毫无价值的折衷的道路。
　　在这些问题上有明确的观念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而且人的思想一般说来都倾向于要求明确性和要求找到事物的必然联系。
　　为军事艺术建立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在这方面所作的许多糟糕的尝试，使大多数人得出结论说，建立这样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研究的是固定的法则不能加以概括的东西。如果不是有很多毫无困难就可以弄清楚的原则的话，我们或许会同意这种看法，并放弃建立理论的任何尝试。这些原则是: 防御带有消极目的，但却是强而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带有积极目的，但却是比较弱的作战形式，大的胜利同时决定着小的胜利；因此战略的效果可以归结到某些重心上；佯动是比真正的进攻较弱的一种兵力运用，因此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采用; 胜利不仅是指占领地区，而且也指破坏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会战胜利后的追击中才能实现，经过战斗取得的胜利的效果总是最大的，因此从一个战线和方向突然转移到另一个战线和方向，只能看作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只有在具有全面优势或者在交通线和退却线方面比敌人占优势时才能考虑迂回；同样，只有在上述情况下才能占领侧面阵地；进攻力量在前进过程中将逐渐削弱。
作者自序
　　所谓科学的东西不仅仅是指或者不主要是指体系和完整的理论大厦，这在今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了。在本书的叙述中，从表面上看，是根本找不到体系的，这里没有完整的理论大厦,只有建筑大厦的材料。
　　本书的科学性就在于要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同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作者在本书中没有回避哲学的结论，但是当它们不足以说明问题时，作者就宁愿放弃它们，而采用经验中恰当的现象来说明问题。这正象某些植物一样,只有当它们的枝干长得不太高时,才能结出果实。因此在实际生活的园地里，也不能让理论的校叶和花朵长得太高，而要使它们接近经验，即接近它们固有的土壤。
　　要想根据麦粒的化学成分去研究麦穗的形状，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要想知道麦穗的形状，只要到田野里去看一看就行了。研究和观察，哲学和经验既不应该彼此轻视，更不应该相互排斥，它们是相得益彰和互为保证的。因此，本书里具有内在必然性的一些原则，或者建建筑在经验的基础上，或者是建筑在战争概念本身的基础上，就象拱形屋顶建筑在支柱上一样。因此可以说，这些原则是不缺乏根据的。
　　写一部有思想有内容和有系统的战争理论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有的理论还与此有很大的距离。我们暂且不说这些理论缺乏科学精神这? 点，仅仅由于它们极力追求体系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在它们的论述中就已经充满了各种陈词滥调和空话。如果有人想看一看它们的真实面目，就请读一读李希滕贝格从一篇防火规程中摘出的一段话吧。
　　如果一幢房子着了火，那么人们必然首先会想到去防护位于左边的房子的右墙和位于右边的房子的左墙，、因为，如果人们，比如说，想要防护位于左边的房子的左墙，那么这幢房子的右墙位于左墙的右边，因而火也在这面墙和右墙的右边( 因为我们已经假定，房子位于火的左边〉，所以，这幢房子的右墙比左墙离火更近,而且在火烧到受到防护的左墙以前如果不对右墙加以防护,那么这幢房子. 的右墙就可能烧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未加防护的东西就可能烧毁，而且可能在其他未加防护的东西被烧毁以前先烧毁。所以，人们必须放弃后者，而防护前者。为了使人们对事情有深刻的印象，必须指出: 如果房子位于火的右边，那么就防护左墙;如果房子位于火的左边,那么就防护右墙。
　　为了避免用这样罗苏的语言吓跑有头脑的读者，为了避免在少数好东西里掺入清水，冲淡它的美味，作者宁可把自己对战争问题经过多年思考而获得的东西，把自己同许多了解战争的天才人物的交往中和从自己的许多经验中获得的和明确了的东西，铸成纯金属的小颗粒献给读者。这本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在本书中,章节之间的外部联系不够紧密,不过，但愿它们并不缺乏内在联系。也许不久会出现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给我们的不再是这些分散的颗粒，而是一整块没有杂质的纯金属铸块。
第一篇 论战争的性质
第一章 什么是战争
　　一 引言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也就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但是研究这个问题时，比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部分时更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体。
　　二 定义在这里，我们不打算一开始就给战争下一个冗长的政论式的定义，只打算谈谈战争的要素一一搏斗。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荒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二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F 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
　　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暴力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来对付暴力。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不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即物质暴力( 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 是手段;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为了确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真正的目标。这个目标代替了上述目的并把官作为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而在某种程度上排斥掉了。
　　三 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决不排斥智慧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这种趋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
　　问题必须这样来看。由于厌恶这个残暴的要素而忽视它的性质，这是没有益处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那么，这也是交战国本身的社会状态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虽然战争是在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是由它们决定、限制和缓和的，但是它们并不是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它们在战争发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如果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感情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我们所以选择敌对意图这个要素作为我们的定义的标志，只是由于它带有普遍性，因为，甚至最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没有敌对意图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但这种差别并不是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决定的。所以，并不是每个场合都必然有这种差别，而只是大多数场合有这种差别。总之，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
　　由此可见，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的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
　　理论已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几次战争纠正了它。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
　　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地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论点: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因此，交战的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象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
　　( 第一种相互作用) 四 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我们已经说过，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现在我们还要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
　　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须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为一方绝对的忍受就不能成为战争。这样，上面所谈的战争行为的最高目标，必然是双方都要考虑的。这又是一种相互作用。在我们没有打垮敌人以前，不能不担心会被敌人打垮，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不得不象敌人那样行动，就象敌人不得不象我们这样行动一样。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导致第二种极端。
　　( 第二种相互作用〉五 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要想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mpanel(1);
　　现有手段的多少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有数量可作根据( 虽然不完全如此),但是意志力的强弱却很难确定，只能根据战争动机的强弱作概略的估计。假定我们能用这种方法大体上估计出敌人的抵抗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决定自己应该使用多大力量，或者加大力量以造成优势，或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强我们的力量。但是敌人也会这样做。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竞争，从纯概念上讲，它又必然会趋向极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三种相互作用和第三种极端。
　　( 第三种相互作用) 六 在现实中的修正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因此,如果我们要在战争的纯概念中为提出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找到一个绝对点,那么在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就会趋向极端，就会陷入玩弄逻辑所引起的不可捉摸的概念游戏之中。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
　　即使使用力量的最大限度是一个容易求出的绝对数，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人的感情是很难接受这种逻辑幻想的支配的。如果接受了这种支配，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造成力量的无谓浪费，这必然同治国之道的其他方面发生抵触，同时还要求意志力发挥到同既定的政治目的不相称的程度，这种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意志从来都不是靠玩弄逻辑获得力量的。
　　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在抽象领域中，一切往往被想象得尽善尽美，我们必然会想象作战的这一方同那一方一样不仅在追求完善，而且正在达到完善的地步。但在现实中真是这样的吗? 除非在下列情况下才会这样：（1）战争是突然发生的、同以前的国家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和完全孤立的行为；（2）战争是唯一的一次决战或者是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3）战争的结局是绝对的，而对战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会对战争发生什么影响。
　　七 战争决不是孤立的行为关于上述第一点，我们认为，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不是抽象的，就是意志，这个在抵抗力中不依赖外界事物的因数，也不是抽象的。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它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因此双方的任何一方大多可以根据对方是怎样的和正在做什么来判断他，而不是根据对方( 严格地说) 应该是怎样的和应该做什么来判断他。人都是不完善的，总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种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种缓和因素。
　　八 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关于上述第二点，我们的看法如下。
　　如果在战争中只有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那么为决战进行的一切准备就自然会趋向极端，因为准备时的任何一点不足，在将来都无法补救，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作为衡量这种准备的根据的,至多只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敌人的准备情况，其他一切都是抽象的。但是，如果战争的结局是一系列连续的行动的结果,那么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当然就可以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这样,现实世界就代替了抽象概念，从而缓和了向极端发展的趋向。然而，如果同时使用或者能够同时使用全部用于斗争的手段，那么每次战争就只能是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一次失利的决战势必使这些手段减少，所以，如果在第一次决战中已经全部使用了这些手段，那么实际上就再也不能设想有第二次决战了。以后继续进行的一切军事行动，实质上都属于第一次行动，只不过是它的延长而已。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战争的准备中，现实世界就已经代替了纯概念，现实的尺度就已经代替了极端的假定，因此，敌对双方在相互作用下，将不致把力量使用到最大限度，因而也不会一开始就使用全部力量。
　　这些力量就其性质和使用的特点来看，也是不能全部同时使用的。这些力量是:军队、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 和盟国。
　　国土( 包括土地和居民) 除了是军队的源泉以外，本身还是战争中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当然只是指属于战区或者对战区有显著影响的那一部分。
　　虽然同时使用全部军队是可能的，但是所有的要塞、河流、山脉和居民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整个国家，要同时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国家小到战争一开始就能席卷全国。其次，同盟国的合作也不以交战国的意志为转移，它们往往较晚才参战，或者为了恢复失去的均势才来加强，这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不能立即使用的这部分力量，有时在全部抵抗力中所占的比重，比人们初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甚至在第一次决战中使用了巨大的力量，均势因而遭到了严重破坏，均势还是可以重新恢复的。关于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详细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同时使用一切力量是违背战争的性质的。当然这一点不能成为不在第一次决战中加强力量的理由，因为一次失利的决战总是谁也不会甘愿承受的损失，而且，即使第一次决战不是唯一的一次决战，它的规模越大，对尔后决战的影响也越大。然而，以后还有可能决战，所以人们害怕过多使用力量，在第一次决战时就不会象只有一次决战那样集中力量和使用力量。敌对双方的任务一方由于存在弱点而没有使用全部力量，对对方来说，就成为可以缓和的真正的客观理由。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向极端发展的趋向又缓和到按一定尺度使用力量的程度。
　　九 战争的结局决不是绝对的最后，甚至整个战争的总的结局，也并不永远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的不幸。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会大大缓和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十 现实中的概然性代替了概念中的极端和绝对这样一来，整个战争行为就摆脱了力量的使用总是向极端发展的严格法则。既然不再担心对方追求极端，自己也不再追求极端，那么自然就不必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而可以通过判断来确定使用力量的限度，当然只能根据现实世界的现象所提供的材料和概然性的规律来确定。既然敌对双方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既然战争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特殊的行动过程，人们就自然可以根据实际现象所提供的材料，来推断那些应该知道而尚未知道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了。
　　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特点、组织和设施、状况以及各种关系,按概然性的规律推断出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
　　十一 现在政治目的又显露出来了我们在前面( 第二节) 搁下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的政治目的，现在需要重新加以研究了。在这以前，趋向极端的法则，使敌人无力抵抗和打垮敌人这个意图，一直掩盖着政治目的。现在，当趋向极端的法则的作用一旦减弱，这个意图一旦同目标分离①，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然又显露出来。既然这里考虑的是如何根据具体人和具体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也就必然在计算中成为很重要的因素。要求敌人所作的牺牲越小，可能遭到敌人的反抗就越小。敌人的反抗就越小，需要使用的力量就越小。其次，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因此，需要使用的力量也就越小。
　　这样，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但是政治目的不能单独地成为这种尺度,它必须同双方国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实际事物，不是纯粹的概念。同一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中，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所以，只有当我们认为政治目的能对它应动员的群众发生作用时，我们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尺度，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群众情况的缘故。同一政治目的起作用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要看群众对战争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在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紧张的局面，积累很强烈的敌对情绪，以致战争的政治动机本身虽然很小，却能产生远远超过它本来应起的作用,引起一种真正的爆炸。
　　上面说的这一点不仅是对政治目的在双方国家中能够动员多少力量说的，而且也是对政治目的应该为战争行为规定何种目标说的。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就可以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例如占领某一地区。有时政治目的本身不适于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这时就需要另外选定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对等物，并在媾和时代替政治目的。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始终要首先考虑有关国家的特点。有时，当政治目的需要通过对等物来达到时，这个对等物要比政治目的大得多。群众的态度越冷淡，国内的气氛和两国的关系越不紧张，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就越显著，它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在某些场合，几乎只根据政治目的决定问题。
　　如果战争行为的目标是政治目的的对等物，那么战争行为一般说就趋向缓和，而且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越显著，情况就越是如此。这就说明，为什么从歼灭战一直到单纯的武装监视之间，存在着重要性和强烈程度不同的各种战争，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这里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说明和解答。
　　十二 以上论述还没有说明军事行动中为什么会有间歇不管敌对双方的政治要求多么低，不管使用的手段多么少，也不管政治要求为战争行为规定的目标多么小,军事行动会有片刻的停顿吗?这是一个深入事情本质的问题。
　　完成每一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把这段时间叫做行动的持续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当事者行动的快慢。
　　这里我们不想谈行动的快慢问题。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方式办事的，办事缓慢的人并不是有意要多用些时间，而是由于性格的关系需要较多的时间，如果快了，他就会把事情办的差些。因此多用的这一段时间是内部原因决定的，本来就是行动持续时间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认为战争中每一行动都有它的持续时间，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持续时间以外所用的任何时间，即军事行动中的问歇，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在这里当然不能忘记，我们谈的不是敌对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进展问题，而是整个军事行动的进展问题。
　　十三 只有一个原因能使军事行动停顿，而且看来它永远只能存在于一方既然双方已经准备好作战，就必然有一个敌对因素在促使他们这样行动。只要双方没有放下武器，也就是说只要还没有嬉和，敌对因素就仍然存在，只有当敌对双方的每一方都企图等待较有利的时机时，这个敌对因素的作用才会中止。但是初看起来，似乎只能一方有等待有利时机的企图，另一方的企图应该恰恰相反。如果等待对一方有利，那么对另一方有利的必然是行动。
　　双方力量完全相等也不能产生间歇，因为，这时抱有积极目的的一方( 进攻者)必然会继续前进。
　　但是，如果我们设想的均势是一方有积极的目的，即较强的动机，但掌握的力量却较小，也就是双方力量与动机的乘积是相等的，那么还必须指出：如果预料这种均势不会发生变化，双方就必然会媾和; 如果预料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只能对一方有利，这必然会促使另一方行动。由此可见，均势这个概念并不能说明产生间歇的原因，归根到底，问题仍然是等待较有利的时机。假定两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家抱有积极目的，比如想夺取另一个国家的某一地区作为和谈时的资本，那么，它占领这个地区就达到了政治目的，行动就没有继续的必要而可以停止下来了，另一个国家如果接受这种结果，就一定会同意媾和，反之，就必然会行动。如果它认为在四个星期以后才能准备得更好，那么它就有充分的理由推迟行动的时间。
　　但从逻辑上讲，这时战胜者似乎应该立即行动，使战败者没有时间进行准备。当然，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双方对情况都十分了解。
　　十四 军事行动因此又会出现连续性，使一切又趋向极端如果军事行动确实有这种连续性，那么这就会使一切又趋向极端，因为不间断的行动能使情绪更为激动,使一切更加激烈和狂暴,不仅如此，而且行动的这种连续性还会使行动衔接得更紧,使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密切,于是，这些行动就更为重要和更为危险。
　　但是我们知道，军事行动很少或者从来也不曾有过这种连续性，在许多战争中,行动的时间只占全部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时间都是间歇。这总不可能都是反常现象。军事行动中完全可能有间歇，也就是说，这里面并没有矛盾。现在我们就来谈谈间歇以及产生间歇的原因。
　　十五 这里要用两极性原理当我们把一方统帅的利害看成总是和另一方统帅的利害正好对立约时候，我们就承认了真正的两极性。我们准备以后专门用一章来详细讨论这个原理，但在这里必须作如下的说明。
　　两极性原理只适用于正数和对立的负数能恰好抵销的同一事物。在一次会战中,交战双方的每一方都想取得胜利,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一方的胜利排斥另一方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具有外在共同关系的两种不同事物，那么两极性就不存在于这两种事物本身，而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
　　十六 进攻和防御是不同的作战形式，它们的强弱是不相等的，因此两极性原理对它们不适用如果只存在一种作战形式，也就是说只有进攻而没有防御，或者换句话说，进攻和防御的区别只在于动机不同，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的动机，防御的一方则没有积极的动机，但斗争的形式却始终是相同的，那么，在这样的作战中，对一方有利的就恰好是对另一方不利的，这里就存在着两极性。
　　但是，军事活动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正如我们以后将要仔细地论述的那样，它们是不同的，它们的强弱也是不相等的。因此，两极性不存在于进攻和防御本身，只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即决战中。如果一方的统帅愿意迟决战，那么另一方的统帅就一定愿意早决战，这当然只是就同一作战形式而言。如果甲方不是现在而是四个星期以后进攻乙方有利，那么乙方就不是四个星期以后而是现在受到甲方的进攻才有利。这就是直接的对立。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乙方现在立即进攻甲方有利，这显然完全是另一回事。
　　十七 两极性的作用往往因防御强于进攻而消失，这说明为什么军事行动中会有间歇如果防御这种作战形式，象我们以后将要指出的那样，比进攻强而有力，那么就要问，迟决战对甲方有利的程度是否象防御对乙方有利的程度那样大。如果没有那样大，那么，前者也就不能用它的对立物来抵销后者，所以也不能促进军事行动的发展。由些可见，利害关系的两极性所具有的推动力，会因防御和进攻有强弱的差别而消失，因而不发生作用。
　　因此，如果目前这个时机对一方有利，但他力量太弱，不能放弃防御，那么就只好等待不利的将来，因为在不利的将来进行防御了。行动的动机越弱，它就越被防御和进攻的这种差别所掩盖，所销，因而军事行动的问歇也就越多。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十八 第二个原因是对情况不完全了解还比目前进攻或娟和有利些。既然根据我们的论断，认为防御的优越性很大〈应该正确理解〉，而且比人们最初想象的大得多，那么，用这一点也就可以说明战争中大多数间歇产生的原因而不致自相矛盾了。行动的动机越弱，它就越被防御和进攻的这种差别所掩盖，所抵销，因而军事行动的间歇也就越多、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另一个能使军事行动停顿的原因,这就是对情况不完全了解。任何一个统帅所能确切了解的只是自己一方的情况,对敌人的情况只能根据不确切的情报来了解。因此，他在判断上可能产生错误，从而可能把自己应该行动的时机误认为是敌人应该行动的时机。不过，在了解情况方面的这一缺陷既能使人在应该行动的时候停顿，同样也能使人在应该停顿的时候行动,因此,它推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于加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成是可以使军事行动停顿的自然原因之一，这里并没有矛盾。如果我们考虑到人们往往容易过高估计、而不是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 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就会同意：对情况不完全了解，一般说来，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军事行动的进展，使它趋向缓和。
　　产生间歇的可能性使军事行动趋向新的缓和，因为间歇使军事行动的时间延长了，这就减弱了军事行动的激烈程度，推迟了危险的到来，增加了恢复失去的均势的可能性。产生战争的局势越紧张，战争越激烈，间歇就越短，反之，间歇就越长,因为大的动机能增强意志力,而我们知道，意志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构成力量乘积的一个因数。
　　十九 军事行动中常常发生的间歇使战争更脱离绝对性，更是概然性的计算军事行动进行得越缓慢，间歇的次数越多和时间越长，错误就越容易得到纠正，因此统帅就越敢大胆设想，越不趋向极端，越会把一切建筑在概然性的计算上和推测上。每个具体情况本来就要求人们根据己知的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军事行动的进程比较缓慢，就为进行这种计算提供了一定的时间。
　　二十 只要再加上偶然性，战争就变成赌博了，而战争中是不会缺少偶然性的由此可见，战争的客观性质很明显地使战争成为概然性的计算。现在只要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战争就成为赌博了，而战争中是确实不会缺少偶然性的。在人类的活动中，再没有象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而且，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以及随机遇而来的幸运，在战争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十一 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战争的主观性质，也就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那些力量，那么我们一定会更觉得战争近似赌博。军事活动总是离不开危险的，而在危险中最可贺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 是勇气。虽然勇气和智谋能够同时存在而不互相排斥，但它们毕竟是不相同的东西，是不同的精神力量。而冒险、信心、太胆、蛮干等等，则不过是勇气的表现而已，它们都要寻找机遇，因为机遇是它们不可缺少的。
　　由此可见，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它们象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
　　二十二 一般说来这一点最道合人的感情虽然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可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人的感情不愿跟随理智走那条哲学探索和逻辑推论的狭窄小道，因为沿着这条小道它会几乎不知不觉地进入陌生的境界，原来熟悉的一切就仿佛离它很远了，它宁愿和想象力一起逗留在偶然性和幸运的王国里。在这里，它不受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沉溺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中。在可能性的鼓舞下，勇气就如虎添翼，象一个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样，毅然投入冒险和危险中。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难道可以不考虑人的感情而一味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吗?如果是这样的理论,那它对现实生活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理论应该考虑到人的感情,应该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莎得应有的地位。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官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有了偶然性，就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心来利用它。…勇气和自信心越大，偶然性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所以，勇气和自信心是战争中十分重要的东西，理论确立的定则，应该使这些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武德能够自由地以各种不同形式充分发挥出来。但是，甚至在冒险中，也还有机智，有谨慎，不过它们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罢了。
　　二十三 但是战争仍然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进一步说明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上述那样，指挥作战的统帅和指导作战的理论也是上述那样。但是，战争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战争由于幸运的变化，由于激情、勇气、幻想和热情的起伏而表现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一手段的特色而已。
　　社会共同体( 整个民族) 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只有战争真的象按纯概念推断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为，是暴力的绝对的表现时，它才会被政治引起后就好象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东西而代替政治，才会排挤政治而只服从本身的规律，就象一包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一样，只能在预先规定的方向上爆炸，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直到现在，每当军事与政治之间的不协调引起理论上的分歧时，人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实世界的战争并不是极端的行为，它的紧张并不是通过一次爆炸就能消失喻。战争是一些发展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的力量的活动，这些力量有时很强，足以克服惰性和摩擦产生的阻力，但有时又太弱，以致不起什么作用。因此，战争仿佛是暴力的脉冲，有时} 急，有时缓，因而有时，快有时慢地消除紧张和消耗力量。换句话说，它是有时迅速有时缓慢地达到目标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都有一段持续时间，足以使自己接受外来的作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改变，简单地说，战争仍然服从指导战争的意志的支配。既然我们认为战争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该首先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政治目的也不是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因此，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它还是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所以，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
　　二十四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这样要求飞而且作这样的要求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无论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仍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二十五 战争是多种多样的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为了打垮敌人，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越加一致，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周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 即暴力) 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开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
　　但是，为了避免读者误解起见，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战争的自然趋向只是指哲学的，纯粹逻辑的趋向，决不是指实际发生冲突的各种力量（例如作战双方的各种情绪和激情等等）的趋向。诚然，情绪和激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激发得很高,以致很难把它保持在政治所规定的道路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矛盾的，因为有了这样强烈的情绪和激情，就一定会有一个相应的宏大的计划。如果计划追求的目的不大，那么群众的情绪也就会很低，以致往往需要加以激发，而不是需要加以抑制。
　　二十六 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现在我们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即使政治真的在某一种战争中好象完全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战争中却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前一种战争和后一种战争都同样是政治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头脑，那么产生前一种战争的各种条件必然包括在政治要考虑的范围之内。只有不把政治理解为全面的智慧，而是按习惯的概念把它理解为一种避免使用暴力的、谨慎的、狡猾的甚至阴险的计谋，才可以认为后一种战争比前一种战争更是政治的。
　　二十七 应该根据上述观点理解战史和建立理论基础由此可见：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 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这是所有战略问题中首要的、涉及洒最广的问题，我们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将进一步加以研究。
　　关于什么是战争这一问题，我们就研究到这里，这样，我们就确定了研究战争和战争理论所必须依据的主要观点。
　　二十八 理论上的结论因此，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管官包括三个方面: 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何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 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战争中迸发出来的激情必然是在人民中早已存在的; 在概然性和偶然性的王国里，勇气和才智活动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而政治目的则纯粹是政府的事情。
　　这三种倾向象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在起着不同的作用。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忽视其中的一种倾向，或者想任意确定三者的关系，就会立即和现实发生矛盾，以致毫无用处。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理论在这三种倾向之间保持平衡，就象在三个引力点之间保持平衡一样。
　　至于用什么方法才能最好地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我们打算在《论战争理论》一篇里研究。但无论如何，这里所确立的关于战争的概念，在我们看来总还是投到我们的理论的基础上的第- 道曙光，它首先为我们区分开大量的现象，使我们能够辨别它们。
第二章 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我们在前一章里了解了战争的复杂而多变的性质以后，现在再来研究战争的性质对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有什么影响。
　　如果首先问一下，整个战争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才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合适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战争的目标正如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战争的具体条件一样,也是多变的。
　　如果还是先从战争的纯概念淡起，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不包含在战争领域内。因为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虽然打垮敌人这个目的是从概念中推出来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在许多场合所追求的目的同它非常接近，因此我们打算先在现实中探讨打垮敌人这个目的。
　　以后我们在《战争计划》一篇中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叫做使敌国无力抵抗，但在这里必须先弄清楚敌人的军队、国土和意志这三个要素，它们是可以概括其他一切对象的总的对象。敌人的军队必须消灭，也就是说，必须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继续作战的境地。顺便说明一平，以后我们所说的"消灭敌人军队"，都是指的这个意思。
　　敌人的国土必须占领，否则敌人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军队。
　　但是，即使以上两点都做到了，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证服，也就是说只要敌国政府及其盟国还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我们仍不能认为，战争，即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因为，即使我们完全占领了敌人的国士，敌人在他的国内或在盟国支持下仍有可能重新起来斗争。当然这种情况在和约签订以后也是可能发生的( 这只能说明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能完全解决问题和彻底结束的),但是，随着和约的签订，很多可能在暗中继续燃烧的火星就会熄灭，紧张就会趋于缓和，因为一切倾向和平的人会完全放弃抵抗的念头，而这样的人在任何民族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多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随着和约的签订,目的就算达到，战争就算结束了。
　　上述三个对象中，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土的，所以按自然的顺序应该是先消灭敌人的军队，然后占领敌人的国土，通过这两方面的胜利以及我们在当时所处的态势,才有可能迫使敌人媾和。通常,消灭敌人军队是逐步实现的，随此而来的占领敌人国土也同样是逐步实现的。这两者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地区的丧失反过来又会使军队受到削弱。但是上述顺序不是绝对的，因此也并非总是如此。有时敌人的军队可能没有受到显著的削弱就已退到国士的另一边，甚至完全退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占领敌人国土的大部，甚至全部。
　　然而，使敌人无力抵抗这个抽象战争的目的，即实现政治目的的、包括其他一切手段的最后手段，在现实中决不是到处都有它的地位的，也不是达到媾和的必要条件，因此，决不能在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定则。事实上，在许多和约缔结的时候,交战一方并没有陷入无力抵抗的境地,有时甚至连均势都没有遭到显著的破坏。不仅如此，只要观察一下具体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许多具体情况下，尤其是当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时候，打垮敌人只是一种毫无益处的概念游戏。
　　从战争概念中推出来的目的所以不能普遍适用于现实战争，那是因为抽象战争和现实战争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了。假定战争真的象纯概念规定的那样，那么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就不合情理，因而也就不可能了,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能发生战争。而在欧洲今天的社会状态下，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物质力量的差距是有限的。因此,,我们所以看到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是因为现实战争往往同它的原始概念是相距很远的。
　　在现实中，除了无力继续抵抗以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促使媾和。一是获胜的可能不大，二是获胜的代价过高。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过的那样，整个战争不受严格的内在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它必须依靠概然性的计算，而且产生战争的条件越使战争适于概然性的计算，进行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情况就越是如此。既然是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概然性的计算也能够使人们产生媾和的想法了。因此，战争并不一定要一方被打垮才结束。，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动机很弱、局势很不紧张的情况下，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几乎看不出的可能性，就足以使不利的一方让步。如果另一方事先已经看到这一点，那么他当然会去努力实现这种可能性，不会首先去寻找并走土彻底打垮敌人这条弯路了。
　　对已经消耗的力量和将要消耗的力量的考虑，对是否媾和的决心更有影响，既然战争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那么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作代价。这里所说的牺牲，不仅是指牺牲规模的大小，而且是指承受牺牲的时间的长短。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必然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媾和。
　　由此可见，在一方不能使另一方完全无力抵抗的战争中，双方是否希望媾和，这是随获胜可能性协大小和需要消耗力量的多少而变化的。如果双方同样希望媾和,他们的政治分歧就会得到折衷的解决。当一方希望媾和较迫切,另一方媾和的想法就可以少一些，只要双方希望媾和的想法合在一起已经达到足够的程度，他们就会媾和。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媾和想法较少的一方当然比较有利。
　　我们在这里有意不谈政治目的的积极性质的消极性质在行动中必然引起的差别。纵然这种差别象以后要谈到的那样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只能作比较一般的论述，因为最初的政治意图在战争过程中可能变化很大，最后可能变得完全不同,这是由于政治意图同时还取决于已得的结果和可能的结果。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增大获胜的可能性。首先，自然是使用打垮敌人时所使用的方法，即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但是这两种方法用于增大获胜可能性时和用于打垮敌人时是不尽相同的。当我们进攻敌人军队时，是想在第一次打击之后继续进行一系列打击，直到把敌人军队全部消灭，还是只想赢得一次胜利以威胁敌人，使他觉得我们已占优势而对前途感到不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后者，那么只要消灭足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敌人军队就够了。同样的，当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时，占领敌人地区作为另一种手段也是不同的。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而占领敌人地区不过是消灭敌人军队的后果，没有消灭敌人军队就占领敌人地区，始终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与此相反，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打垮敌人，而且我们确信敌人并不寻求流血决战，而是害怕流血决战，那么，占领敌人防御薄弱的或完全没有防御的地区这件事本身就能带来利益。如果利益很大，足以使敌人对战争的结局担忧，那么占领敌人地区也可以看作是达到媾和的捷径。mpanel(1);
　　现在我们还要指出一种不必打垮敌人就能增大获胜可能性的特殊方法，这就是同政治有直接关系的措施。既然有些措施特别适于破坏敌人的同盟或使同盟不起作用，适于为自己争取新的盟国，或适于展开有利的政治活动等等，那么不难理解，这些措施会大大增加获胜的可能性，它们也是比打垮敌人军队更为捷便的达到目标的途径。
　　第二个问题是采取哪些方法才能增大敌人力量的消耗，也就是使敌人付出更高的代价。
　　敌人力量的消耗包括军队的消耗和地区的丧失，即军队被我们消灭和地区被我们占领。
　　同样是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它们在目的是增大敌人消耗的场合的作用同在达到其他目的的场合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只要仔细研究←下就可以明白。这种差别在大多数场合下可能是很小的，但我们不应该因而受到迷惑，因为在现实中当动机十分微弱时，即使最微小的差别也往往对使用力量的方式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用其他方法达到目标也是可能的,这里既没有什么矛盾,也不是不合情理，更不是什么错误。
　　除上述. 两种方法以外，还有另外三种能够直接增大敌人力量消耗的特殊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入侵，也就是夺取敌人的某些地方，但并不想占领它，而只想在这里索取军税，乃至加以破坏。这时，入侵的直接目的既不是占领敌人的国土，也不是打垮敌人的军队，而只是一般地使敌人遭受损失。第二种方法是我们的行动主要是针对增大敌人损失的对象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军队有两种用法，一种在目的是打垮敌人时比较有效，另一种在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或不能打垮敌人时比较有利。按习惯的说法，前一种更多地是军事的，后一种更多地是政治的。但如果从最高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同样是军事的，而且只要同当时的条件相适应，每一种都是合适的。第三种方法是疲惫敌人，就应用广泛这一点来说，它是最重要的一种方法。我们选择"疲惫"这个字眼，不仅因为它可以简要地表达这种方法的特征,而且因为它可以确切地说明这种方法的实质,并不是象初看时那样仅仅是为了修辞。在作战中，疲惫这个概念的意思是: 通过持久的军事行动来逐渐消耗敌人的物质力量和消磨敌人的意志。
　　如果我们想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我们就只能满足于尽可能小的目的，因为达到较大的目的当然要比达到较小的目的消耗更多的力量。但是，我们能为自己规定的最小的目的是单纯抵抗，即没有积极意图的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段能相对地发挥最大的作用，取得结果也最有把握。可是这种消极性有没有限度呢? 显然不能发展到绝对的被动，因为纯粹的忍受就不是作战了。抵抗也是一种活动，通过它应该消耗敌人很多力量，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图。这就是在单纯抵抗的每一行动中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意图的消极性质就表现在这里。
　　毫无疑问，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要比积极意图在同一情况下所产生的效果差一些( 如果积极意图能够实现的话),但是，这两种意图的差别恰巧就在于前者比后者容易实现，也就是把握较大。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效果较差这一缺陷，必须用时间，也就是通过持久的作战来弥补。所以争以消极意图为基础的单纯抵抗，是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 即疲惫敌人) 的自然手段。
　　在整个战争领域中到处都可看到的进攻和防御的差别，其根源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想说明: 这种消极意图本身就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和较强的作战形式，有助于实现这种意图，胜利的大小和获胜的把握之间的哲学上的力学定律就体现在这种意图里。所有这一切我们以后还要研究。
　　如果消极意图( 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 能够带来有利的斗争条件，而且这种优越性大到足以抵销敌人占有的优势，那么仅仅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足以使敌人力量的消耗逐渐增加，以致他的政治目的即使达到了，也抵不上付出的代价，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政治目的。由此可见，这种疲惫敌人的方法是弱者抵抗强者时大多会采用的方法。
　　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本来是不能击败奥地利帝国的，而且，假使他企图象查理十二那样行事，就必然会一败涂地。但是他天才地运用了合理使用兵力的巧妙方式，使联合起来同他为敌的列强在七年中看到力量的消耗远远超过当初想象的程度，于是只好同他媾和。
　　由此可见，在战争中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很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限于打垮敌人。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人地区、单纯占据敌人地区、单纯入侵敌人地区、采用直接同政治有关的措施和单纯等待敌人的进攻等都是方法，这些方法的每一种都可用来挫伤敌人的意志，但哪一种比较有效，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系列达到目标的捷径，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因人而异的方法。在人类交往的哪一个领域中不迸发着超越一切物的关系的个人特点的火花呢? 在战争中，个人的特点无论在政府中还是在战场上都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因此，更是不会没有这种火花的。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存在着这些方法，因为要想把它们分类，那是书呆子的作法。由于有了这些方法，我们说，可以用来达到目标的方法是无穷无尽的。
　　为了不致把这些能达到目标的捷径估计过低，既不把它们仅仅看成是少咒的例外，也不认为它们在作战中造成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引起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我们必须看到，争取国家坐存的殊死的战争，同由于有强迫结成的同盟或行将瓦解的同盟而勉强履行义务的战争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战争之间存在着无数种类的战争。如果我们有权在理论上否定其中的某一种，那么就有权把它们全部否定，这就是完全无视现实世界。
　　以上我们一般地论述了人们在战争中追求的目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手段。
　　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斗争。不管斗争的形式多么繁多，不管斗争同粗呆地发泄仇恨的搏斗多么不同主也不管在斗争中夹杂着多少本身不算是斗争的活动，但战争中产生的二切效果都必然来源于斗争，这一点始终是战争这个概念所固有的。
　　即使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也永远是这样，这一点很容易证明。战争中所产生的一切都是通过军队体现出来的。哪里使用军队，也就是使用武装起来的人们,那里就必然有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
　　所以，同军队有关的一切，也就是同军队的建立、维持和使用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军事活动的范畴。
　　显然，军队的建立和维持只是手段，军队的使用才是目的。战争中的斗争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斗争，而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区分这个巨大整体中的单位，一种按主体区分，一种按客体区分。在军队中通常总是把一定数量的军人编成单位，一定数量的单位又构成高一级组织。因此，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单位的斗争就构成一个或多或少可以区别的斗争单位。另外，按斗争的目的，即斗争的对象，也可以把斗争分成单位。
　　我们把斗争中可以相互区别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叫做一个战斗。
　　既然军队的使用是以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的，那么军队的使用就无非是若干次战斗的决定和部署。
　　因此，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以及睡眠、吃饭、喝水、行军，这- 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进行战斗。
　　既然军事活动的一切线索最后都落在战斗上，那么我们确定了战斗的部署，也就掌握了军事活动的一切线索。军事活动的效果只能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中产生，决不能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以前存在的条件中直接产生。在战斗中，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使敌人失去战斗能力，这一点是战斗这个概念所固有的。所以说，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达到战斗目的的手段。
　　战斗的目的可能就是消灭敌人军队，但这并不是必然的，战斗的目的也可能完全是别的东西。正象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既然打垮敌人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唯一手段，既然还有其他对象可以作为战争中追求的目标，那么不言而喻，这些对象就可以成为某些军事行动所追求的目的，从而也可以成为战斗的目的。
　　有些作为从属部分的战斗，即使它们最终是为了打垮敌人军队，也并不一定必须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
　　当我们想到一支庞大的军队的组织极为复杂，对使用军队有影响的情况极为繁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军队所进行的斗争必然是复杂的，必然是由上下从属和相互联系的若干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所追求的目的自然可以是而且必然是很多的，尽管这些目的本身可能不是消灭敌人军队，但它们对消灭敌人军队能起很大的作用，只不过是间接的而已。当一个步兵营奉命驱逐某一高地、桥梁或其他地方的敌人时，通常占领这些地方是这个营的真正目的，而在这些地方消灭敌人军队只是一种手段或次耍的事情。如果仅仅用佯动就驱逐了敌人，那么目的也就达到了。不过，占领这个高地或桥梁，通常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军队。既然在战场上是这样，那么在整个战区就更是这样了，因为在整个战区不仅是一支军队和另一支军队在对抗，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在对抗。在这里，可能出现的各种关系必然会增多，因而行动方式就必然会增加，战斗的部署就更多种多样，而且由于目的层层从属，最初的手段离开最后的目的就更远了。
　　因此，由于种种原因，消灭敌人军队，即消灭同我们对峙的那一部分敌军司可能不是某一次战斗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题已不再是消灭敌人军队了，因为战斗在这里不过是衡量力量的一种尺度，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它的结果（即它的结局）才有价值。
　　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要估计- 下就能衡量出力量的强弱。这时战斗也就不会发生了，力量较弱的一方会立即让步。
　　既然战斗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既然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整个战争中活动很频繁，而实际的战斗却没有起显著的作用。
　　战史中有数以百计的战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说在这些战例中有多少是采用这种不流血的方法而作对了，也就是说并不自相矛盾，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声誉有哪些是经得起批判的，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因为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战争过程是可能存在的。
　　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但是，这种手段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的用法，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好象就毫无结果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从这个唯一的手段中可以为研究找出一条线索，这条线索贯穿在整个军事活动中，可以把整个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
　　我们曾把消灭敌人军队看作是战争中可以追求的目的之一，但是还没有谈到这一目的同其他目的比较起来有多大的重要性。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的重要性是具体情况决定的。而从总的方面来看它有多大价值，我们还没有确定。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探讨一下这个目的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战斗是战争中唯一有效的活动。在战斗中，消灭同我们对峙的敌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使战斗实际上没有进行也是这样，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结局都是以消灭敌人军队已毫无疑问为前提的。因此消灭敌人军队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是一切行动最基本的支柱，一切行动建立在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基础上，就好象拱门建立在石柱上一样。因此，一切行动的前提是，如果作为行动基础的战斗真正发生的话，它必须是对我方有利的。战斗同一切大小军事行动的关系，就象现金支付同期票交易的关系一样，不管兑现的期限多么远，不管兑现的机会多么少，但最后总还是要兑现的。
　　既然战斗是一切行动的基础，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 敌人通过一次胜利的战斗就可以使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个失去作用，敌人不仅可以通过一次对我们这些行动有直接影响的战斗，而且可以通过任何一次有足够重要意义的战斗来做到这一点。因为任何一次重要的战斗，即消灭对方的军队，都会影响以前的其他一切战斗，因为这些战斗郎结果象液体一样，总是要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的。
　　因此，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
　　当然，只有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具有更大的效果。如果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盲目的硬干总是比谨慎的巧谋为好，那是很大的误解。有勇无谋的硬干，也许不仅消灭不了敌人的军队，而且会使自己的军队反而被敌人消灭，因此这不是我们所说的意思。我们所说的具有更大的效果，不是就方法说的，而是就目标说的，我们这里只是把达到这一目标产生的效果同达到那一目标产生的效果加以比较而已。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当我们说消灭敌人军队时，并不是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是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因为这两者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尤其在我们谈到一次大的歼灭性行动( 一次大的胜利) 对其他战斗必然会产生的影响时，应该看到精神因素最富有流动性( 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某一部分精神力量的丧失最容易影响其他部分。同其他各种手段比较起来，消灭敌人军队具有较大的价值，但这一手段要求人们付出较大的代价，而且它本身就有较大的危险性，人们是为了要避免这些，才采用其他手段。
　　采用这一手段必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越想要消灭敌人军队，自己军队的消耗也必然会越大。
　　采用这一手段的危险在于：正是因为我们企图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反过来我们也会遭到较大的不利。
　　因此，采用其他方法，成功时代价较小，失败时危险也较小。但是，这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这些方法同时为双方所采用，也就是说敌人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如果敌人选择了大规模战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这时，一切就都取决于这种歼灭性行动的结局。很明显，即使我方的其他一切条件仍然同敌方相同，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在各方面，也必然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和手段已经有一部分用在其他方面，而敌人却不是这样。两个不同的目的，如果其中一个不从属于另一个，它们就是互相排斥的，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力量，不可能同时用来达到另一目的。所以，如果交战的一方决定进行战斗，他又确信对方并不打算战斗，而是在追求其他目的，那么，他就有很大的可能获得胜利。任何一方只有预计到对方和自己一样，也不愿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时，决定追求其他目的才是明智的。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注意力和力量已经用在其他方面，只是指已经用在除了消灭敌人军队以外在战争中所能追求的其他积极目的上，决不是指用在为了消耗敌人力量而进行的单纯抵抗上。单纯抵抗是没有积极意图的，在单纯抵抗的情况下，我们的力量只能用来粉碎敌人的意图，而不能用在其他方面。
　　现在我们有必要研究向消灭敌人军队相对的一面，即保存自己军队。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研究的，只是当其中某一个方面占主要地位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具有积极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最后可以导致打垮敌人。保存自击军队这一企图具有消极的目的，能粉碎敌人的意图，也就是说可以导致单纯抵抗，这种抵抗最后只能是延长率事行动的时间以消耗敌人。
　　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歼灭性行助，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则等待歼灭性行动。
　　至于应该等待和可以等待到什么程度，这又涉及到进攻和防御的根源，我们将在研究进攻和防御时进一步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等待不应该成为绝对的忍受，而且在等待时所采取的行动中，消灭正在同我们作战的敌人军队，同其他任何对象一样，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目标。因此，如果认为有了消极意图就只能寻求不流血的方法，就一定不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目的，那么，他就在根本观念上大错特错了。固然，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会促使人们采用不流血的方法。但是采用不流血的方法也不一定合适，因为是否合适，这不是由我们的条件而是由敌人的条件决定的。因此，这种不流血的另一种方法，决不是迫切希望保存自己军队时的当然手段。如果这种方法不造合当时情况，那么反而会使自己的军队遭到覆灭。许多统帅犯过这种错误，结果弄得身败名裂。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的唯一的必然的作用是推迟决战的时间，使人们等待决定性的时刻。这样，结果往往是推迟军事行动的时间，而且，因为时间和空间是有联系的，所以只要情况允许，还能够变换军事行动的空间。但是，一到继续推迟下去会非常不利的时候，就必须认为消极企图的优越性已经丧失，于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一原来被抑制、但并没有被排斥的企图就又出现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在战争中达到目标，即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战斗是唯一的手段，因此一切要服从用武器解决问题这个最高法则。敌人如果确实要求战斗，我们就无法拒绝。因此，必须肯定对方不会进行战斗，或者在战斗中对方一定会失败时，我们才可以采用其他方法。总之，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
　　至于其他种种方法在战争中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以后才能弄清楚。当然，只能逐渐弄清楚。在这里我们只一般地承认，使用其他种种方法是可能的，因为现实和概念之间是有距离的，具体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当政治目的小，动机弱，紧张程度不高时，慎重的统帅在战场上和政府中可以巧妙地运用各种方法,避免大的冲突和流血的方式,利用敌人本身的弱点来达到娟和的目的。如果他的打算既有充分的根据，又有成功的把握，那我们就没有权利责难他。但是，我们还必须提醒他要经常记住，他走的是曲折的小道，随时都可能遭到战神的突然袭击，他必须始终注视着敌人，以免敌人一旦操起和利剑，自己却只能用装饰的佩剑去应战。
　　关于什么是战争，目的和手段在战争中怎样发生作用，战争在现实中如何时远时近地离开它原来的严格概念摆来摆去，但又象服从最高法则一样永远服从它。所有这一切结论，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并且在以后研究各个论题时必须一再联想到它们，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论题的真正关系和它们的特殊意义，不至于经常不断地跟现实发生极大的矛盾，更不至于自相矛盾。
第三章 军事天才
　　在任何一项专门活动中，要想达到相当高的造诣，就需要在智力和感情方面有特殊的禀赋。如果这些禀赋很高，并能通过非凡的成就表现出来，那么就称为天才。
　　我们清楚地知道，天才这个词的涵义非常广泛，解释很不一致，要想就其中某些涵义来阐明它的实质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既不自命为哲学家，也不自命为语言学家，所以，可以按语言上的习惯，把天才理解为擅长某种活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
　　为了更详细地阐明这种说法的理由和进一步了解天才这个概念的涵义，我们想略微谈一谈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和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只谈具有高超的才能而被称为天才的人，即不能只谈一般所说的天才，因为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应该着重研究的是这些精神力量在军事活动中的各种综合表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综合表现看作是军事天才的实质。我们所以说综合的表现，因为军事天才并不仅仅是同军事活动有关的某一种力量，如勇气，而不包括智力和感情方面的其他力量，或者说其他力量在战争中不起作用。军事天才是各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的结合，其中这种或那种力量可能起主要作用，但是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应起阻碍的作用。
　　如果要求每个军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军事天才，那么我们军队的人数就会太少了。正因为军事天才是指精神力量的一种特殊表现，所以在需要多方面发挥和培养精神力量的民族中，很少会出现军事天才。但是一个民族的活动种类越少，军事活动在这个民族中越占主要地位，军事天才就必然出现得越多。然而，这只能使军事天才出现得很广泛，但不能使出现的天才很高，因为军事天才的高低还取决于一个民族智力发展的总的水平。我们只要考察一下野蛮好战的民族，就会发现尚武精神在这些民族中比在文明民族中普遍得多，在野蛮民族中，几乎每个能打仗的人都具有尚武精神，而在文明民族中，大多数人当兵打仗只是迫不得已，决不是内心情愿。但是，我们在野蛮民族中从未发现一个真正伟大的统帅，可以称之为军事天才的也极少，因为这需要智力有一定的发展，而在野蛮民族中智力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不言而喻，文明民族也可能或多或少有好战的倾向，他们越是具有这种倾向，军队中具有尚武精神的人就越多。在这样的民族中，较普遍的尚武精神和较高的智力结合在一起，因此最辉煌的战绩总是在他们那里出现，罗马人和法国人就是例证。在这些民族和所有曾经以作战闻名的其他民族中，最伟大的统帅总是在文明发展得较高的时期出现的。
　　这一点就已说明，智力在较高的军事天才中起多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因此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
　　勇气有两种: 一种是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一种是在外来压力或内心压力〈良心〉面前都敢于负责的勇气。在这里所谈的只是第一种。
　　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又有两种。第一种是对危险满不在乎，不管是天生这样,还是由于不怕死的缘故,或是习惯养成的，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勇气都可看作是一种恒态。
　　第二种是从积极的动机，如荣誉心、爱国心或其他激情产生的勇气。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是一种恒态，而是一种情绪的激动，是一种感情。
　　显然，上述两种勇气的作用是不同的。第一种勇气比较稳定可靠，因为它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永远不会丧失，第二种勇气则往往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顽强主要属于第一种勇气的范围，大胆主要属于第二种勇气的范围; 第一种勇气可以使理智更加清醒，第二种勇气有时可以增强理智，但也常常会使理智昏迷。，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最完善的勇气。
　　战争是充满劳累的领域。要想不被劳累所压倒，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 不管是天赋的还是锻炼出来的) 。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只要有健全的智力的引导，就是有力的作战工具，而这种素质正是我们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的民族中所常见的。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象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
　　平庸的智力碰巧也能辨明真相. 非凡的勇气有时也能弥补失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的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象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
　　由于各种情报和估计的不可靠，以及偶然性的不断出现，指挥官在战争中会不断发现情况与原来预期的不同，他的计划，或者至少同计划有关的一些设想，会因而受到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很大，以致不得不完全取消既定的计划，那么通常就必须以新的计划来代替它。但是这时往往缺少必需的材料，因为在行动过程中大多要求立即定下决心，人们没有时间重新了解情况，甚至常常连仔细思考的时间也没有。但更为常见的是: 我们对某些想法的修改和对已发生的某些意外事件的了解，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我们的计划，只是动摇了我们对计划的信心。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增加了，但是不确实性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因此增加了。因为我们对这些情况的认识不是一次得来的，而是逐渐得来的，同时，我们的决心不断受到它们的冲击，我们的精神就不得不经常处于戒备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 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 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
　　在战争中，首先和最引人注意的是战斗，而在战斗中，时间和空间是重要的因素，在以速战速决的骑兵为主的时代尤其是这样。因此，迅速而准确地定下决心，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估计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时产生的，因而得到了眼力这千只表示准确的目测能力的名称。许多军事学家也是以这个局限的涵义给它宇定义的。但是不能否认，在行动瞬间所作出的一切准确决定，如正确地判明攻击点等，不久也都被理解为眼力了。因此，所谓眼力不仅是指视力，更多的是指洞察力。固然，这个词和官所表达的内容一样，多半用在战术上，但在战略上也时常需要迅速定下决心，所以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从这一概念中除去由这个名称带来的过分形象的成分和狭隘的意义，那么它无非是指一种迅速辨明真相的能力，这种真相普通人完全不能辨别，或者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能辨别。mpanel(1);
　　果断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当它成为性格上的特征时，又是精神上的一种习性。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敢于冒肉体危险的勇气，而是敢于负责的勇气,也就是敢于面对精神危险的勇气。这种勇气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通常称为有智之勇，但它并不因此就是智力的表现，它仍然是感情的表现。单纯的智力还不等于勇气，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极聪明的人常常并不果断。所以，智力首先必须激起勇气这种感情，以便有所依靠和得到支持旦因为在紧急的时刻，人们受感情的支配比受思想的支配更多些。
　　在这里我们认为果断的作用是在动机不足的情况下消除疑虑的苦恼和迟疑的危险。固然，根据不严谨的语言习惯，单纯的冒险倾向、大胆、无畏、蛮干等也可以叫做果断，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动机〈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那就没有理由再说他是否果断了，因为再那样说，就是臆测他人之心，武断地说他有疑虑，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
　　这里能谈的只是动机的强弱问题，我们还不致那样迂腐，因为语言习惯上有些不妥就争论不休，我们的说明只是想消除一些无理的非难罢了。
　　这种能够消除疑虑的果断，只有通过智力，而且只有通过智力的干种特殊活动才能产生。我们认为，较高的理解力和必要的感情的简单结合，往往还不能产生果断. 有些人虽然有看透最复杂的问题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也不缺乏承受重担的勇气，但是在许多困难的场合却不能当机立断。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理解力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因此没有产生第三种东西——果断。只有通过智力的这样一种活动，即认识到冒险的必要而决心去冒险，才能产生果断。能够使感情坚强的人产生果断的正是这种特殊的智力活动，它通过对动摇和迟疑的害怕心理来战胜任何其他害怕心理。因此，据我们看来，智力较差的人不可能是果断的。他们在困难的场合也可能毫不迟疑地行动，但这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行动，当然也就不存在任何疑虑了。虽然这样的行动偶尔也可能成功，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平均的结果才能说明有无军事天才。如果有人对我们这种说法感到奇怪,因为据他了解,有些果断的骠骑兵军官并不是善于深思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他，这里所说的是智力的一种特殊活动，而不是指善于深思默想的能力。
　　所以我们认为，果断的产生应归功于智力的特殊活动，而有这样智力活动的人,与其说是才华出众的人,不如说是坚强的人。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果断的这种由来，例如，有些人在地位较低时曾表现得非常果断，而当地位较高时却不果断了。他们虽然想要定下决心，可是又意识到错误的决心所包含的危险，而且因为他们不熟悉自己面临的新事物，所以他们的智力就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他们越认识到自己陷于犹豫不决的危险，越习惯于不迟疑地行动，就越畏缩不前。
　　在提到眼力和果断的时候，自然就得谈谈和它们相类似的机智。在象战争这样充满意外事件的领域中，机智必然会起巨大的作用，因为它不是别的，正是一种能够出色地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人们钦佩机智，因为它不仅能对意外的质问作出恰当的回答，而且能对突然的危险迅速想出救急的办法。这种回答和这种办法，只要求它们恰当，并不要求它们是不平常的，因为，同一个回答或亦法，当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时，看来可能是平常的，因而给人的印象是平淡的，但当它是敏捷的智力活动的结果时，却能令人钦佩。机智这个词非常确切地表明了智力及时而敏捷地提出救急办法的能力。
　　人的这种可贵的素质，主要是来自他智力方面的特性，还是主要来自他感情上的镇静，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没有。对意外质问的恰当的回答主要是聪明头脑的产物，而应付突然危险的恰当办法则首先以感情的镇静为前提。
　　现在，如果综观一下形成战争气氛的四个要素，即危险、劳累、不确实性和偶然性，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要想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气氛中确有把握地顺利前进，就需要在感情方面和智力方面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发现，战争事件的讲述者和报导者根据这些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把它们称为干劲、坚强、顽强、刚强和坚定。所有这些英雄本色的表现，都可以看作是同一种意志力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但是，不管这些表现彼此多么近似，它们总还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这里把这些精神力量的不同表现至少比较精确地区别一下，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首先，为了使观念明确，必须指出，足以激发指挥官上述精神力量的压力、负担或阻力( 不管叫法如何),只有极少一部分是直接来自敌人的活动、敌人的抵抗和敌人的行动。敌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到指挥官的，最先只是他个人的安危，而不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活动。假使敌人抵抗的时间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那么指挥官个人面临危险的时间也就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显然，这种危险是随着指挥官职位的提高而减小的，对居于统帅地位的人来说，这种危险就不存在了。
　　其次，敌人的抵抗直接对指挥官发生影响，是由于敌人在较长的抵抗中使我方军队受到损失，而指挥官对这种损失负有责任。军队受到损失在指挥官心中引起的焦虑，首先就考验和激发了他的意志力。不过我们认为，这还远不是他必须承受的最沉重的负担，因为这时对他来说还只不过是要掌握住自己。可是，敌人的抵抗所产生的其他一切影响，都会对指挥官的部下发生作用，并且通过他们反过来对指挥官本人发生作用。
　　当部队勇气十足、精神焕发地战斗时，指挥官在追求自己目的的过程中，很少有必要发挥巨大的意志力。但当情况变得困难时（要取得卓越的成就，困难是决不会没有的），事情的进展自己就不会再象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利了，相反，机器本身开始产生阻力，而要克服这种阻力，指挥官就必须有巨大的意志力。这种阻力并不就是指不服从和抗辩( 虽然个别人常常有这种表现),而是指整个部队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所造成的总的印象，是指看到流血牺牲时所引起的痛苦情绪。指挥官首先必须克服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同所有其他人的这种情绪作斗争，因为他们的印象、感受、忧虑和意愿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传染给他。如果部下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靠他们本身的意志再也不能振作起来和支持下去，那么统帅意志上的压力就逐渐加重。统帅必须用自己内心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控制他们，继续统率他们。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的勇气已经不足以重新鼓舞起全体部下的勇气，那么他就会被部下带到表现出动物本性的境地，以致临危而退和不知羞耻。这就是一个指挥官要想取得卓越成就时必须在斗争中以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精神去克服的压力。这种压力是随部下人数的增多而增大的，因此，为了要承受住这种压力，指挥官的精神力量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大。
　　干劲表示引起某种行为的动力的强度。这种动力可能来自理智上的认识，也可能来自感情的冲动。但要想发挥巨大的力量，感情的冲动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时，人们内心充满的一切高尚感情中，再没有什么比荣誉心更强烈和更稳定的了。在德语中用贪名图誉这样含有贬义的词来表达这种感情，未免有失公道。当然，在战争中滥用这种高尚的感情，必然会对人类犯下令人愤慨的罪行。但是，就这种感情的来源来说，它确实可以算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之一，它是在战争中使巨大的躯体获得灵魂的真正的生命力。不管其他的一切感情，如爱国心、追求理想的狂热、复仇心以及其他各种激情多么普遍，不管其中有一些看来多么崇高，但即使有了它们，荣誉心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其他感情虽然一般地能鼓舞和提高广大士兵的士气，却不能使指挥官具有比部下更大的雄心，而这种雄心是指挥官要想在自己职位上取得卓越的成就所必须具备的。其他感情，都不能象荣誉心那样，使每一个指挥官象对待自己的田地那样对待每一个军事行动,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努力耕耘，细心播种，以期获得丰收。最能使军队发挥作用和取得胜利的，正是从最高一直到最低的各级指挥官的这种努力，这种勤勉精神、竞争心和进取心。对于职位最高的统帅来说更是如此，试问，自古以来，有哪一个伟大的统帅没有荣誉心呢? 一个伟大的统帅没有荣誉心是可以想象的吗? 坚强是指意志对猛烈打击的抵抗力，顽强则是指意志对持续打击的抵抗力。虽然坚强和顽强这两个词的意义十分接近，而且常常相互代用，但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显著差别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对猛烈的打击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可以仅仅来自感情力量，但顽强却还要更多地依靠智力的支持，因为随着行动时间的延长，就要加强行动的计划性，顽强的力量有一部分就是从这种计划性中获得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刚强。首先我们要问，应该怎样来理解刚强。
　　显然，所谓刚强不是指感情强烈，即不是指感情激昂，因为这样说就违反语言习惯。刚强是指在最激动或热情奔放的时候也能够听从智力支配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仅仅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吗? 我们表示怀疑。当然，有些人具有突出的智力.但不能自制,这个现象并不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有人会说，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智力，不是全面的智力，而可能是更为坚强的智力。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感情最冲动的时刻也能使自己服从智力支配的这种力量，即我们所说的自制力，是一种感情力量，这种说法是比较正确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它能使刚强的人在热情奔放时仍能保持镇静而又不损伤热情，通过这种镇静，智力的支配作用就得到了保证。这种感情无非是人的自尊心,.是最高尚的自豪感，是内心最深处的要幕，要求随时随地象一个有判断力和智力的人那样行动。因此，我们说，刚强是指在最激动的时候也能保持镇静的那种感情。
　　如果从感情方面观察一下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那么就会发现，有一种是不大敏感的人，我们把这种人叫做感情迟钝或感情淡漠的人。第二种是很敏感的人，不过他们的感情从来超不过一定的强度，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容易动感情而又平静的人。第三种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激动起来就象火药燃烧一样迅速和猛烈、但不持久。最后，第四种是不为小事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通常不是很快而是逐渐激发起来的? 但是这种感情非常有力而且比较持久。这是一种感情强烈、深沉而不外露的人。
　　这种感情上的差异，大概同活动于人的机体中的各种肉体力量有关，并且来源于我们称之为神经系统的那种具有两重性的组织，这种组织看来一方面同物质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同精神有联系。在这个隐晦不明的领域内，凭我们这点哲学知识是探索不出什么来的。但是，略微研究一下这几种人在军事活动中会起怎样的作用和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刚强，却是很重要的。
　　感情淡漠的人不会轻易失去镇静，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叫做刚强，因为他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力量。可是也不能否认，这种人正是因为能够经常保持镇静，所以在战争中才多少有他有用的一面。他们往往缺乏行动的积极动机，也就是缺乏动力，结果就缺乏行动，但是他们也不容易坏事。
　　第二种人的特点是遇到小事容易奋起行动，遇到大事却容易消沉。这种人在个别人遭遇不幸时会积极帮助，但在整个民族遭受灾难时却只是忧愁叹息，不能奋起行动。
　　这种人在战争中既能积极活动，也能保持镇静，可是他们却成不了什么大事，如果他们要成大事，那就要有卓越的智力使他们产生成大事的动机。不过这种人很少会有卓越的、独立的智力。
　　容易激动和暴躁的人，本来对实际生活就不太适宜，因而对战争就更不适宜。虽然这种人有冲劲很大的优点，但是这种冲劲不能持久。如果这种人容易激动的感情有勇气和荣誉心来引导，那么，当他们在战争中担任较低的职务时. 他们的感情往往非常有用。原因很简单，因为下级军官所指挥的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很短，他们往往只要下一个大胆的决心，振奋一下精神就够了。一次勇猛的冲锋，一阵激昂的杀声，只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一次激烈的会战却需要一整天，一个战局却需要一整年。
　　这种人要在感情激烈冲动时保持镇静就加倍困难，因而常常会失去理智，对指挥作战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一面。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好激动的人决不会是刚强的,也就是说他们决不能在最激动的时候保持镇静,那也不符合事实。既然他们通常都是比较高尚的人，又怎么会没有自尊心呢! 在他们身上并不缺乏这种感情，只是这种感情没有来得及发生作用而已，所以他们多半在事后感到羞愧。如果他们经过锻炼、自省和体验，终于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方法，能在感情激动时及时意识到内心还有保持镇静的力量，那么，他们也可能成为很刚强的人。
　　最后，是那种很少激动、但感情却很深沉的人。这种人和前一种人相比，就好象火心与火苗相比。如果我们把军事行动中的困难比作庞然大物，那么这种人最善于用他巨人般的力量把它推开。他们感情的活动就好象巨大的物体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却是不可抗拒的。
　　虽然这种人不象前一种人那样容易被感情所左右，也不会象他们那样在事后感到羞愧，但是如果认为他们不会失去镇静，不会受盲目激情的支配，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们一旦失去产生自制力的高尚的自豪感，或者当自豪感不强时，也会失去镇静，为盲目的激情所支配。在野蛮民族的伟大人物身上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在野蛮民族中智力发展得较差,激情总是容易占上风。但是，就是在文明民族及其最有教养的阶层中，也充满着这样的现象: 有些人为强烈的激情所左右，就好象中世纪的偷猎人拴在鹿身上被拖过丛林一样。
　　因此，我们要重复一遍: 刚强的人不是指仅仅能够激动的人，而是指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刻也能保持镇静的人。所以这种人尽管内心很激动，但他们的见解和信念却象在暴风雨中颠簸的船上的罗盘指针，仍能准确地指出方向。
　　所谓坚定，或者通常所说的有性格，是指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不管这种信念是根据别人的或自己的见解得出的，还是根据某些原则、观点、灵感或智力活动的结果得出的。但是，如果见解本身常常改变，当然这种坚定性也就不可能表现出来了。见解的常常改变不一定是外界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自己智力不断活动的结果，当然这也就表明这种智力本身还有它的不稳定性。很明显，如果一个人时刻都在改变自己的见解，即使改变的原因在于他自己，那也不能说他有性格。我们只把那些信念非常稳定的人称为有性格的人，他们的信念所以稳定，或是因为信念根深蒂固，十分明确，本来就不容易改变p 或是因为象感情淡漠的人那样，缺乏智力活动- 信念没有改变的基础；或是因为他在理智上有一个主导原则，因而意志活动很明确，使他拒绝对自己的看法作任何改变。
　　但是在战争中，人们在感情方面会得到许多强烈的印象，他们了解的情况和得出的见解都不可靠，因此，在这里比在人类的其他活动中，有更多的原因能使她们离开原来的道路，对自己和别人都产生怀疑。
　　危险和痛苦的悲惨景象使感情很容易压倒理智的认识，而且在一切现象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要得出深刻而明确的见解是很困难的，因此见解的改变就更是可以理解和情有可原的了。在战争中，常常只能推测和猜想行动所必须依据的情况，因此意见的分歧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而且会不断涌现出同个人信念相抵触的印象。即使智力极端迟钝的人也几乎不能不受这些印象的影响，因为这些印象不仅十分强烈和生动，而且始终是同时对感情发生作用的。
　　只有那些从较高角度指导着行动的一般原则和观点，才可能是明确而深刻的认识的产物，而对当前具体情况的看法是以这些一般原则和观点为依据的. 但是要坚持这些经过深思熟虑所得出的结论，不受当前不断产生的看法和现象的影响，这正是困难的所在。具体情况和一般原则之间常常有很大的距离，这段距离并不总是可以用一系列明确的推论连接起来的。在这里一定的自信心是必要的，而一定的怀疑也是有好处的。这时对我们有帮助的常常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指导原则，我们不必思考这个原则本身如何，却可以让它支配我们的思想。这个原则就是在一切犹豫的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并且决不放弃，除非有一个明确的信念迫使我们放弃它。我们必须坚信，经过验证的原则的真实性是比较大的，并且在暂时现象的印象很强烈的情况下，不要忘记，这些现象的真实性是比较小的。如果我们在犹豫的情况下能相信并坚持当初的信念，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具备了人们称为性格的那种坚定性和一贯性。
　　镇静对坚定具有多么大的促进作用，是很容易看清的，因此刚强的人多半也是性格很强的人。
　　在谈到坚定时，我们会想到它的一种变态一一顽固。
　　在具体情况下，常常很难划清坚定和顽固的界限，但确定它们在概念上的差别似乎并不困难。
　　顽固并不是智力上的毛病。我们所说的顽固是指拒绝更好的见解，如果说它来自智力，那就会自相矛盾，因为智力是一种认识能力。顽固是感情上的毛病。这种固执己见，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毛病，产生于一种特殊的自私心。有这种自私心的人最大的乐趣就在于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支配自己和别人。如果顽固不是确实比虚荣心好一些，那么我们就会把官叫做虚荣心了。虚荣心满足于表面，而顽固则满足于事实。
　　因此我们说，如果拒绝不同的见解不是出于有更好的信念，不是出于对较高的原则的信赖，而是出于一种抵触情绪，那么坚定就变成顽固了。正如我们以前承认的那样，这个定义虽然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实际用处，但是却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把顽固仅仅看作是坚定的一种强烈嚷现。顽固虽然同坚定很接近，也很近似，可是同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决不是坚定的强烈表现。甚至十分顽固的人，由于缺乏智力，也很少有性格。
　　在了解了一个杰出的指挥官在战争中应具备的素质中那些既含感情成份又有智力作用的素质以后，现在再来谈谈军事活动中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虽然不是最重要的，恐怕也可以看作是最显著的，它只需要智力，同感情无关。这就是战争同地形的关系。
　　首先，这种关系是始终存在的，我们完全不可能设想，一支有组织的军队的军事行动不是在一定空间进行的。其次，这种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影响，有时甚至能完全改变一切力量的效果。最后，这种关系一方面涉及局部地区最细微的特点，另一方面涉及最广阔的空间。
　　这样，战争同地形的关系就使军事活动带有显著的特点。我们看到，在人类活动中还有向地形有关系的其他一些活动，如园艺、农业、房屋建筑、水利工程、矿业、狞猎和林业等，这些活动的空间都是很有限的，很快就可以相当精确地探索清楚。但是在战争中指挥官的活动却必须在有关的空间进行，这个空间指挥官用眼睛是不能全面观察到的，甚至尽最大努力也不是常常可以探索清楚的，而且空间时常变更，所以就更难弄清了。虽然一般地说对方也是如此，但是，第一、双方共同有的困难仍然是困难，谁能凭才能和锻炼克服它，谁就可以使自己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第二、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双方的困难才是相同的，决不是在具体情况下都是如此，因为在具体情况下通常敌对双方的一方( 防御者) 总要比另一方对地形熟悉得多。
　　这种非常特殊的困难，必须用智力上的一种特殊的禀赋来克服，这种禀赋用一个非常狭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地形判断力。所谓地形判断力就是对任何地形都能迅速形成正确的几何观念、因而每次都能容易地判明方位的能力。显然，这是想象力的作用。固然，这一方面要靠肉眼，另一方面要靠智力，智力用它从科学和经验中得来的理解力来弥补肉眼的不足，并把看到的一些片断合成整体，但是，要使这个整体活生生地呈现在脑海里，形成一幅图画，即在内心中描绘成一幅地图，并使它长久地留在心中，使它的各个部分不再分散，只有依靠我们称为想象力的这种智力才能做到。如果一位天才的诗人或画家听到我们让他奉若女神的想象力起这种作用而感到受了污辱，如果他耸耸肩膀说，这样说来岂不是一个机敏的青年猎手也要有了不起的想象力了，那么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想象力在很狭窄范围内的运用，只是它最低微的职能。但是无论这种职能多么小，它总还是想象力的作用,因为,如果完全没有想象力，就很难把各种物体形象化地清晰地想象成形式上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我们愿意承认，良好的记忆力对这方面帮助很大。但是记忆力究竟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呢，还是恰好包括在那种能更好地巩固对地形的记忆的想象力之中呢? 我们不丽以肯定，因为就某些关系来看，这两种精神力量本来就是很难分开来考虑的。
　　不能否认，锻炼和理解力在这方面起很大的作用。名将卢森堡的著名军需总监皮塞居尔说，当初他在这方面不大相信自己，因为他发现，当他被派到远处去取口令时，每次都迷了路践自然，职位越高，运用这种才能的范围就越广。如果说，骤骑兵或猎兵进行侦察时必须善于认路，为此通常只需具各少许的判断力和想象力，那么统帅就必须对全省和全国的地理概况都很了解，对道路、河流和山脉等的特点都很清楚，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必具有判断局部地区地形的能力了。虽然他在熟悉总的地形方面可以从各种情报、地图、书籍和回忆录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在了解细节方面可以得到参谋人员的帮助，但是毫无疑问，迅速而清楚地判断地形的卓越能力，能使他的整个行动进行得更为轻松和更有把握，使他不致心中无数，也可以使他更少依赖别人。
　　如果这种能力可以看作是想象力的作用，那么这也几乎是军事活动要求想象力这位放肆的女神所作的唯一贡献了，除此以外，想象力对军事活动与其说是有益的,还不如说是有害的。
　　我们认为，到此为止已经论述了军事行动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智力和感情力量的各种表现。智力到处都是一种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因此很明显，不管军事行动从现象上看多么简单，并不怎么复杂，但是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是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的。
　　有了上述的观点，人们就不至于把迂回敌人阵地这类出现过千百次的、本身很简单的事情，以及许多类似的行动都看成是高度运用智力的结果。
　　的确，人们习惯于把能干而简单的军人同那些善于深思的人、有发明天才的人或富于理想的人以及受过各种教养而才华出众的人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也不是毫无现实根据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军人的才干只表现在勇气方面，也不能证明他们要成为出色的勇士就不需要某种特殊的智力和才能; 我们必须再一次指出，有些人一旦提升到他们的才智与之不相称的较高职位，他们就会丧失活动能力，这样的事例是再常见不过的了。我们还要提醒读者，我们所说的卓越的成就是指能使人们在他的职位上获得声誉的那些成就。因此，在战争中每一级指挥官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智力，享有相应的声誉。
　　统帅，即指挥整个战争或一个战区的司令官，和他下一级的司令官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后者受到更具体得多的领导和监督，所以智力独立活动的范围要狭窄得多。这就使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在最高职位上的人才有非凡的智力活动，以下各级人员只要具有一般的智力就够了。人们的确看到，有些长期在军队中服务而头发斑白了的、职位仅次于统帅的司令官，由于多年来只从事一方面的活动而显得智力贫乏了，人们甚至认为他们有些迟钝了，因而在敬佩他们的勇气的时候，又讥笑他们头脑简单。我们并不打算替这种勇敢的人争取较好的声誉，这样做并不能提高他们的作用，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我们只是想说明实际情况，以免人们错误地认为在战争中只有勇气而没有智力也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即使一个职位最低的指挥官想取得卓越的成就，也必须具有卓越的智力，而且这种智力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提高，如果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那些在军队中享有声誉的次一级司令官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了. 虽然他们和博学多才的学者、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司能言善辩的政治家相比，头脑似乎简单一些，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因此就忽视他们智力活动的突出的方面。的确，有时有些人把他们在职位较低时获得的声誉带到了较高的职位上，但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并不配享有这种声誉。如果这种人在提升后很少被使用，国而不至于有暴露弱点的危险，那么我们就不能十分确切地断定他们究竟配享哪种声誉。由于有了这样的人，我们就往往把那些在一定职位上还能大有作为的人也低估了。
　　所以无论职位高低，只有具备一定的天才，才能在战争中取得卓越的成就。但是，历史和后代的评论，通常只把真正的天才这一称号加在那些在最高职位上，也就是在统帅职位上威名赫赫的人物的头上。这是因为这种职位要求具备极高的精神力量。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
　　人们所以没有给查理十二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不懂得使武力的作用服从更高的见解和智慧，不懂得以此达到光辉的目标。人们所以没有给亨利四世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没有来得及以军事效果影响一些国家间的关系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在这个更高的领域里一显身手，在这个领域里他的高尚感情和骑士精神不能象在平定内乱时那样起作用。
　　关于统帅必须概括地了解和正确地判断的一切，可参阅第一章。我们说，统帅要成为政治家，但他仍应不失为一个统帅，他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
　　这些关系是各式各样的，它们没有一定的界限，而要考虑的因素数量又很大，而且，这些因素大部分只能按概然性的规律来估计。所以，如果一个统帅不能以到处都能辨明真理的洞察力来看透一切，那么他的观察和考虑就会混乱，他就没有可能作出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说得很对，需要统帅作出的许多决定，就象需要牛顿和欧拉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
　　这里对较高的智力所要求的是综合力和判断力，二者发展成为惊人的洞察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能迅速抓住和澄清千百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智力一般的人要费很大力气，甚至要耗尽心血才能弄清这些概念。但是，具有这种较高的智力的人，也就是说具有这种天才的眼力的人，如果缺乏我们前面讲过的感情上和性格上的特性，还是不能载入史册的。
　　仅仅认识真理，只能产生极其微弱的动力，因此在认识和意愿之间，在知和能之间总有很大的差别。促使人们行动的最强的动力总是来自感情，而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则来自感情和智力的合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合金就是我们面前讲过的果断、坚强、顽强和坚定。
　　此外，如果一个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智力和感情活动没有在他的活动的全部成就中显示出来，只是人们相信他有这种力量，那么，他是很少会载入史册的。
　　人们所了解到的战争事件的过程通常都是很简单的，是大同小异的，只凭简单的叙述，人们决不能了解在这些过程中所克服的困难。只是有时在一些统帅或他们的亲信所写的回忆录中，或在对历史事件的专门研究中，才可以发现形成整个事件的大量线索的一部分。在进行某一重大行动以前的大部分思考和内心斗争，有的因为涉及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被故意隐瞒了，有的因为仅仅被看作是大楼盖好后就要拆掉的脚手架，无意中被遗忘了。
　　最后，如果我们不冒昧地对较高的精神力量下个更精确的定义，而是按照语言上所惯用的一般概念承认智力的差别，如果我们要问，具有哪种智力的大才最适于称作军事天才，那么我们说，只要对我们的论述和经验稍加考虑，就可以看出，这种人与其说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说是全方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在战争中我们愿意把子弟的生命以及祖国的荣誉和安全委托给这种人。
第四章 战争中的危险
　　当人们在没有经历战争危险以前，通常总是把它想象得不是怎样可怕的，而是吸引人的。在热情激励下猛然扑向敌人，一一谁还管它子弹和战死者呢，——在瞬间把眼睛一闭，冲向冷酷的死神，——不知道是我们还是别人能逃脱它的魔掌；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胜利的桂冠近在眼前，荣誉的美果伸手可得的时候，难道这是困难的吗? 这并不困难，尤其从表面看来，更不是困难的。但是，这个瞬间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象脉搏一跳，而是象吃药那样，必须有一段时间把它冲淡和融化开，而且，我们说，就是这样的瞬间也是很少的。
　　让我们陪同没有主过战场的人到战场上去吧。当我们向战场接近时，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响亮，随后夹杂着炮弹的呼啸声，这就引起了初来人的注意。炮弹开始在我们身前身后不远的地方落下来，我们急忙奔向司令官和他的许多随从人员所在的高地。在这里炮弹在附近纷纷落下，榴弹不断地爆炸，这样，严肃的现实就打破了初来人的天真的幻想。忽然间，一个熟人倒下去了——一颗榴弹落在人群中间，引起一阵骚动，——人们开始感到不十分平静和镇定了，就连最勇敢的人也至少有些心神不定了。我们再向前进，来到就近的一位师长那里，激烈的战斗几乎象戏剧场面一样展开在眼前。这里炮弹一个接着一个落下来，再加上我方火炮的轰鸣，就更加使人心神不定了。我们再从师长的所在地来到旅长的身旁，这位大家公认很有胆量的旅长，小心翼翼地隐蔽在小山岗、房屋或树术的后面，——这充分说明危险越来越大了。榴锻弹纷纷落在房顶上和田野里，炮弹在四周呼啸，从我们头上和身边飞过，同时不断响起了枪弹的尖叫声。我们再向前走，来到以无法形容的顽强精神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火力战的步兵部队。这里到处是枪弹的嗖嗖声，这种短促而尖厉的声音，说明枪弹近在咫尺，就在我们耳边、头上、胸前掠过。此外，由于看到人们受伤和倒毙而产生的怜悯心，更使我们跳动不安的心感到悲痛。
　　初来人在接触到上述不同程度的危险时，没有不感到思考之光在这里同凭空臆想时是不同的，在这里，它通过不同的公质运动并产生不同的折射。一个人在接触到这些最初的印象时，如果能够不失去当机立断的能力，他必然是气个非凡的人。固然，习惯可以很快冲淡这些印象，半小时后，我们就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比较无所谓了( 这种无所谓的心情有的人多些，有的人少些) 。但是，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总不能完全泰然自若。由此可见，一个人只具有普通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是不够的，而且需要他担负的责任越大，情况就越是如此。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一切活动要想取得在室内活动时看来是一般的效果，人们就必须具备巨大的、百折不挠的、天生的勇气，强烈的荣誉心或久经危险的习惯。
　　战争中的危险是战争中的一种阻力，对它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是使认识符合真理所必需的，因此我们才在这里提到这一问题。
第五章 战争中的劳累
　　如果让一个人在冻得四肢麻术或渴热难当、饥饿难忍和疲劳不堪的时刻来判断战争中的事件，那么能够得到的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判断就更少了。但是，这些判断至少在主观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们确切地反映了判断者与被判断事物的关系。当我们看到，不幸事件的目睹者，特别是当他还身临其境的时候，对这一事件的结果所作的判断往往是消极悲观的，甚至是言过其实的，我们就会理解这点了。我们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劳累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在判断劳累时应受到多大的重视。
　　在战争中，有许多事物是无法严格规定出它们的使用限度的，其中尤其是体力。如果体力不被滥用，那么它是一切力量的系数，而且任何人都不能确切地指出人体究竟能经受多大的劳累。值得注意的是，正象只有弓箭手的强大的臂力才能把弓弦拉得更紧一样，在战争中，只有坚强的指挥官才能更大地发挥自己军队的力量。例如，一支军队在大败之后陷于危险之中，好象正在倒塌的墙一样濒于土崩瓦解，只有忍受极大的劳累才能脱险，这是一回事；一支胜利的军队在自豪感的鼓舞下，能受统帅随心所欲的指挥，这又是一回事。同样是忍受劳累，在前一种情况下至多能引起同情，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却必然使我们钦佩，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更为困难。
　　这样，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看出，劳累是暗中束缚智力活动和消磨感情力量的许多因素之一。
　　虽然这里所谈的本来只是统帅要求军队和指挥官要求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是否敢于要求和善于要求军队和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但是关于他们本人的劳累的问题也不应忽视。我们对战争认真地分析到这一点以后，对剩下的这一次要问题的重要性也必须加以注意。
　　我们在这里特别谈到劳累的问题，是因为它象危险一样，也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它没有一定的衡量标准，它很象弹性物体，大家知道，弹性物体的阻力是很难计算的。
　　为了避免滥用上述论点，避免过份强调战争中的各种困难条件，我们天生有一种指导判断的感觉。正如一个人受到诽谤和侮辱时，提到他自己的弱点并没有什么好处，而当他成功地驳斥了或反击了这种诽谤以后，提到他的弱点倒很有好处一样,任何一位统帅和任何一支军队用描绘危险、困难和劳累的办法是消除不了可耻的失败所造成的印象的，但在胜利时，这些危险、困难和劳累却能无限地增加他们的光彩。由此可见，我们的感觉阻止我们得出我们的判断容易得出的表面公正的结论，因为我们的感觉是一种更高的判断。
第六章 战争中的情报
　　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
　　只要考虑一下这一基础的性质、它的不可靠性和多变性，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战争这座建筑物是多么危险，多么容易倒塌了来把我们埋葬在它的瓦砾下面。虽然所有的书里都说，只应相信可靠的情报，决不能不抱怀疑的态度，但是这只不过是著书立说的人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时提出的一种聊以自慰的可怜的遁词而已。
　　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当我们还没有来到真正的战场以前在室内拟定最初的计划的时候，辨别情报的困难已经不小，而在纷乱杂沓的战争情况下，情报接踵而来，这种困难就更无限地增大了。如果这些情报互相矛盾，是非难分，需要人们分析辨别，那还算是幸运的。对没有经验的指挥官来说，更糟糕的是情况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而是一个情报支持、证实或补充另一个情报,图画上在不断增加新的色彩,最后，他不得不匆忙作出决定，但是不久又发现这个决定是愚蠢的，所有这些情报都是虚假的、夸大了的和错误的等等。简单地说，大部分情报是假的，而且人们的胆怯使情报的虚假性和不真实性变得更大了。通常，人们容易相信坏的，不容易相信好的，而且容易把坏的作某些夸大。以这种方式传来的危险的消息尽管象海浪一样会消失下去，但也会象海浪一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常常重新出现。指挥官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象屹立在海中的岩石一样，经得起海浪的冲击，而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谁要是天生不乐观，或是没有经过战争锻炼和判断力不强，那么他最好遵循这样一条规则: 强迫自己，也就是说违反自己内心的想法摆脱恐惧而面向希望。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真正的镇静。如果人们能正确地认识形成战争最大阻力之一的这种困难，那么事情就会同人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由感觉得来的印象比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观念更强烈，而且这种强烈程度极大，使得司令官在完成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行动时，都不得不在最初克服一些新的疑虑。一般的人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多半不能当机立断。他们总认为实际情况羌不象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尤其是当他们又听信别人的意见自惆才候，他们就更认为是这样了。即使是亲自草拟计划的人，当亲眼看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也很容易对自己原来的意见发生怀疑。这时，只有坚定的自信心，才能使他抵挡住暂时的假象的冲击。只有当被命运推上战争舞台的绘有各种危险形象的前景被拆除，眼前豁然开朗以后，自己原来的信念才能最后得到证实。这就是制订计划和实施计划之间的最大的差别之一。一条规则: 强迫自己，也就是说违反自己内心的想法摆脱恐惧而面向希望。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真正的镇静。如果人们能正确地认识形成战争最大阻力之一的这种困难，那么事情就会同人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由感觉得来的印象比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观念更强烈，而且这种强烈程度极大，使得司令官在完成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行动时，都不得不在最初克服一些新的疑虑。一般的人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多半不能当机立断。他们总认为实际情况羌不象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尤其是当他们又听信别人的意见自惆才候，他们就更认为是这样了。即使是亲自草拟计划的人，当亲眼看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也很容易对自己原来的意见发生怀疑。这时，只有坚定的自信心，才能使他抵挡住暂时的假象的冲击。只有当被命运推上战争舞台的绘有各种危险形象的前景被拆除，眼前豁然开朗以后,自己原来的信念才能最后得到证实。这就是制订计划和实施计划之间的最大的差别之一。
第七章 战争中的阻力
　　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不能理解，常说的战争中的各种困难在哪里，统帅所必须具备的天才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究竟起什么作用。在他们看来，战争中的一切都那么简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那么一般，各种行动都那么平常，同这一切相比，就连高等数学中最简单的问题也能以其一定的科学价值使人感到惊奇。但是，当他们经历过战争以后，这一切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不过要说明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指出这种看不见而又到处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却是极其困难的。
　　在战争中一切都很简单，但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困难的。这些困难积累起来就产生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的概念的。假定有一个旅行者想在傍晚以前赶完一天旅程的最后两站路，这只不过是骑着驿马在宽敞的大道上走四五小时的一件小事而已。可是，当他到达第一站时，找不到马或者找不到好马，前面又是山地，道路很坏，天也逐渐黑下来了。当他经历了许多艰苦到达了下一站，并且找到了一个简陋的住处，他就感到很满意了。同样，在战争中，由于受到预先考虑不到的无数细小情况的影响，一切都进行得不理想，以致原定的目标远远不能达到。只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才能克服这些阻力，粉碎各种障碍，当然机器也就受到很大的损伤。这一结论我们以后还会常常谈到。将帅的坚强意志，就象城市主要街道汇集点上的方尖碑一样，在军事艺术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阻力大体上可以说是区别实际的战争和纸上的战争的唯一概念。军事机器，即军队和属于军队的一切，基本上都很简单，因此看来也是容易使用的。但要考虑到,这部机器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一个整块,而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其中每个人在各个面产生各自的阻力。营长负责执行上级的命令，既然营是通过纪律结成整体的，而营长又必然是公认的勤勉的人，那么，全营行动起来，就应该象轴套围绕轴心转动一样，阻力很小。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是很动听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里面包含的一切夸大和虚假的成分，在战争中会立刻暴露出来。营总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如果机会凑巧，他们中间甚至最不重要的人，也能造成障碍甚至混乱。战争带来的危险和它要求人们忍受的劳累会使阻力大大增多，因此必须把危险和劳累看作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可怕的阻力，不象在机器中那样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而是处处同偶然性接触并且会引起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现象，这些现象所以难以预测，正是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偶然性引起的。例如，天气就是这样的偶然性。有时，雾妨碍我们及时发现敌人，妨碍火炮适时射击，以及妨碍我们向指挥官呈送报告。有时，雨使这个营不能来，使那个营不能按时到达〈因为它的行军时间不得不由三小时延长到八小时〉，使马匹陷在泥里因而骑兵不能有效地出击等等。
　　举这几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使读者理解作者的意思，否则这些困难可以写几本书。为了避免这样做，而又能使读者对战争中必须克服的许多细小的困难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本想尽力作一些生动的比喻，只怕这又会使大家感到厌倦。但是，再作一两个比喻，想必那些早已了解我们的读者还是会原谅的。
　　战争中的行动象是在阻力重重的介质中的运动。人在水中，甚至连走路这样最自然最简单的动作，也不能容易而准确地做到。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只用一般的力量就连中等的成绩也不能取得。因此，二个真正的理论家应该象一个游泳教练，他能教别人在陆地上练习水中所需要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在没有想到水的人看来是荒诞的和夸大的。但是那些没有实战经验或者不能从自己经验中抽出一般原则的理论家，必然是不实际的，甚至是愚昧的，因为他们只能教人人都会的动作——走路。
　　此外，每次战争都有许许多多的特殊现象，它好比是一个未经航行过的、充满暗礁的大海，统帅可以凭智力感觉到这些暗礁，但是不能亲眼看到，并且要在漆黑的夜里绕过它们。如果再突然刮起一阵逆风，也就是再发生某种对他不利的重大的偶然事件，那么，就要求他有最高超的技巧和机智，作出极大的努力。而在站在远处的人看来，这一切都好象进行得很顺利。熟悉这些阻力是一个优秀的司令官必须具备的、常常受到赞扬的作战经验的主要部分。当然，充分认识阻力、但又最怕阻力的司令官( 在有经验的司令官中常见的畏首畏尾的人就是这样) 不能算作是最好的司令官。司令官必须了解这种阻力，以便在可能时予以克服，在行动时不强求达到因为这种阻力而不能达到的准确性。此外，人们在理论上决不能完全认识这种阻力，即使能够，也还缺乏那种经过锻炼的判断能力( 人们把这叫做随机应变) 。在充满各种复杂细小问题的领域比在有决定性的重大问题的场合更需要这种能力。因为在后一场合，人们可以自己思考，也可以和别人商讨。善于社交的人所以能够常常使他的言行举止合乎时宜，只是因为他判断时的随机应变几乎已经成为习惯，同样，只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才能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可以说在战争脉搏的每一跳动中，都恰当地作出决定和进行处理。有了这种经验和锻炼，他可以不加思索地断定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因此，他的弱点不容易暴露出来。如果在战争中常常暴露弱点，就会动摇别人对他信赖的基础，而这是极其危险的。
　　这样，阻力，或者在这里叫做阻力的那些东西，使看来容易的事变得困难起来。以后我们还会常常提到这个问题，那时就会逐渐明白，一个卓越的统帅，除了经验和坚强的意志外，还需具有其他一些非凡的精神素质。
第八章 结束语
　　我们所说的危险、劳累、情报和阻力，是构成战争气氛的因素，是妨碍一切活动的介质。这些因素按其所起的妨碍作用来看，又可以包括在阻力这个总的概念之内。有没有减轻这种阻力的润滑油呢? 有，只有一种，而且它不是统帅和军队想得到就可以得到的，那就是军队的战争锻炼。
　　锻炼使身体能忍受巨大的劳累，使精神能承担极大的危险，使剪断不受最初印象的影响。通过锻炼就会获得一种宝贵的晶质——沉着，它是下至士兵上至师长所必需具备的，它能减少统帅在行动中的困难。
　　当人们进入黑暗的房间里，他们的瞌孔会扩大，眼睛会吸收仅有的微弱光线，逐渐辨认出各种东西，最后看得十分清楚，一个经过锻炼的士兵在战争中同这种情况是一样的，而新兵，只会感到漆黑一团。
　　战争锻炼是任何一个统帅都不能赐给他的军队的，平时的演习所能补救的总要差一些。当然，所谓差一些，是同实战经验相比，而不是同以训练机械的技巧为目的的军队的操练相比。如果在平时的演习中安排一部分上述的阻力，使每个指挥官的判断力、思考力甚至果断得到锻炼，那么这种演习的价值比没有实战经验的人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特别重要的是它能使军人——无论哪一级军人，都不致到战争中才第一次看到那些他们初次看到时会惊慌失措的现象。这些现象他们只要在战前看到过一次，就可以熟悉一半。甚至忍受劳累的问题，也是如此。在这方面的锻炼，不仅能使肉体，更主要的是能使精神习惯于劳累。在战争中，新兵很容易把不寻常的劳累看成是整个指挥的严重缺点、错误和束手无策的结果，因而会倍加沮丧。如果他们在平时的演习中有了这方面的锻炼，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
　　在平时获得战争锻炼的另一种办法是招聘有战争经验的外国军官，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很广泛地采用，但却是极为重要的。整个欧洲到处都处于和平状态的时候是少有的，从其他各洲来看，战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应该经常设法从那些有战争的国家里招聘一些军官（当然只是那些优秀的军官）,或者派自己的军官到他们那里去熟悉战争。
　　虽然同整个军队比较起来这些军官显得人数极少，但他们的影响却很显著。他们的经验、精神上的特征和性格上的修养对他们的部下和同僚都会发生影响。此外,即使不能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也仍然可以把他们看作是熟悉某一地区情况的人，在许多具体场合可以向他们征询意见。
第二篇 论战争理论
第一章 军事艺术的区分
　　战争就其本义来说就是斗争，因为在广义上称为战争的复杂活动中，唯有斗争是产生效果的要素。斗争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不言而喻,在这里不能忽视精神力量，因为正是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由于斗争的需要，人们很早就作了一些专门的发明，以便在斗争中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斗争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不管斗争怎样变化，它的概念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它仍然是构成战争的最本质的东西。
　　这些发明首先是斗争者的武器和装备。武器和装备必须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制造好，并为斗争者熟悉和掌握。武器和装备必须适合斗争的性质，因而是由斗争决定的。但是很明显，制造、熟悉和掌握武器装备的活动同斗争本身是两回事，只是斗争的准备，还不是斗争的实施。显然，配备武器和装备本质上不在斗争这个概念之内，因为赤手空拳的搏斗也是斗争。
　　斗争决定武器和装备，武器和装备又改变斗争的形式，因此两者之间是有相互作用的。
　　但是斗争本身仍然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活动，而且因为它是在十分独特的条件中即危险中进行的，所以就更为独特。
　　因此，这里有必要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区别开来。我们知道，在某一活动领域中极有才干的人，在别的活动领域中却往往是最无用的书呆子，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把这两种活动区别开来的实际意义了。
　　如果把装备好了的军队看作是现成的手段，只要了解其主要效能就可以有效地使用它，那么，在研究时把这两种活动区分开来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由此可见，狭义的军事艺术就是在斗争中运用现成手段的艺术，称为作战方法最为恰当；广义的军事艺术当然还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也就是包括建立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
　　就理论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来说，区分这两种活动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难看出，如果军事艺术必须从军队的建立谈起，并根据它所规定的军队来制定战法,那么,这种军事艺术只有在现有的军队恰恰同这种军事艺术所规定的军队相一致的少数场合才适用。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在大多数场合都能适用、在任何场合都不致完全无用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就必须以一般的战斗手段为根据，而且只能以它们的最主要的效能为根据。
　　由此可见，作战方法就是部署和实施斗争。如果斗争是一次单个的行动，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把它作进一步的区分了。可是，斗争是由若干本身完整的单个行动组成的。象在第一篇第一章里指出的那样，我们把这些行动称为战斗，它们是斗争的单位。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 那就是这些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以及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对这些战斗的运用。前者是战术，后者是战略。
　　现在，人们实际上已几乎普遍地把作战方法区分为战术和战略了，即使不十分清楚这样区分的理由，也能相当清楚地知道某些现象应该列入战术还是应该列入战略。既然这种区分已被盲目地采用了，那么其中必然有深刻的道理。我们探讨了这种道理，而且可以说，正是大多数人都采用这样的区分，才使我们找到了这个道理。与此相反，那些个别著作家不根据事物的性质任意确定的概念，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并且只能认为它们是不会被采用的。
　　按照我们的区分，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至于如何进一步确定单个的或单独的战斗的概念，以及根据什么条件来确定这一单位，在以后比较详细地研究战斗时，才能完全说清楚。现在我们只能说明: 就空间而言，也就是就同时进行的几个战斗而言，一个战平的范围正是个人命令所达到的范围；就时间而言，也就是就连续进行的几次战斗而言，一次战斗的持续时间应以每次战斗都会出现的危机完全过去为界限。这里可能出现一些难以确定的情况,也就是说,有时若干战斗也可看成是一个战斗，但决不能根据这一点否定我们这样区分的理由，因为一切现实事物的类别总是通过逐渐的过渡才形成的，我们这种区分也不例外。因此，即使观点不变，也一定会有一些活动既可以列入战略范畴，也可以列入战术范畴。把军队象警戒线那样疏开地配置和某些渡河的部署等就是这样。
　　我们的区分只与使用军队有关，而且仅仅是针对使用军队说的。但是，在战争中还有许多活动虽然为使用军队服务，但是又不同于使用军队，其中有些同它的关系较密切，有些同它的关系较疏远。所有这些活动都与维持军队有关。维持军队是使用军队所离不开的，是它的必要条件，这就象建立军队和训练军队是使用军队的前提一样。
　　但是仔细考察起来，所有这些与维持军队有关的活动总还只能看作是斗争的准备( 不过它们和斗争非常接近，贯穿在整个军事行动之中，是和使用军队交替进行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活动象其他准备活动一样不列入狭义的军事艺术，即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而且从理论的首要任务是把不同种类的事物区分开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必须这样做。谁会把给养和管理这一套琐碎的事务列入真正的作战方法呢? 它们虽然和使用军队经常有相互作用，但在本质上是和使用军队不同的。
　　我们在第一篇第三章里说过，如果把斗争或战斗规定为唯一直接有效的活动，就可以掌握住其他一切活动的线索，因为这些线索最后都要归结到战斗这里。我们想以此说明，有了战斗，其他一切活动才有目的，不过它们是按其本身的规律去达到目的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战斗以外的其他活动在性质上都是很不相同的。有些活动一方面属于斗争本身,与斗争是相同的,但另一方面又为维持军队服务。另一些活动则仅仅属于维持军队,而且只是因为它们和斗争之间有相互作用,才以其结果对斗争发生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屑于斗争本身，另一方面又为维持军队服务的活动是行军、野营和舍营,因为这三种活动是军队的三种不同的状态,而军队在哪里，哪里就一定有战斗的观念。
　　仅仅属于维持军队的活动是给养、伤病员的救护和武器装备的补充。
　　行军和使用军队是完全一致的。战斗内的行军，即通常所说的展开，虽然还不是真正使用武器，但和真正作用武器必然有紧密的联系，是我们称之为战斗的那种活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战斗外的行军则无非是为了要实现战略决定。这种决定指出应在何时何地以何等兵力进行战斗，而行军则是实现这种决定的唯一手段。
　　因此，战斗外的行军是一种战略手段，但它并不因而仅属于战略，军队在行军中随时都可能进行战斗，所以，行军既要服从战略法则，又要服从战术法则。当我们指示一个纵队在河或山的这一面行军，那就是战略决定，因为这里包含了一个意图：如果行军中有必要进行战斗，那么，宁愿同敌人在河或山的这一面作战，而不在那一面作战。
　　当要一个纵队不沿谷底的道路前进，而在谷旁高地上前进，或者为了便于行军而分成许多小的纵队，那就是战术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同发生战斗时如何使用军队有关。
　　行军的内部部署永远同战斗的准备有关系，它是可能发生的战斗的预先部署，因此具有战术的性质。
　　既然行军是战略用来部署战斗( 战略的有效要素) 的手段，既然在战略上只考虑战斗的结果而不考虑战斗的实际过程，那么，人们在研究中经常见到有人用行军这个手段来替换战斗这个有效要素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例如，人们常说决定性的巧妙的行军，指的却是行军所导致的战斗。这种概念的替换是很自然的，表述的简化也是可取的，因此不必加以反对，但这终究只是概念的替换，我们必须记住它原来的意思，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认为战略行动可以不取决于战术结果，就是这样的错误。有人进行了行军和机动，不经战斗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于是得出结论说，有一种不必通过战斗也能战胜敌人的手段。这种错误的全部严重后果，我们在以后才能指出。
　　虽然行军河以完全看作是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行军中有一些活动并不属于斗争，因而既不属于战术，也不属于战略。架桥、筑路等等这些便于军队行动的措施就是这样的活动! 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与使用军队很接近，几乎同它是相同的( 如敌前架桥),但是它们本身还不同于使用军队，因此关于它们的理论也不列入作战理论。
　　野营是军队比舍营时更为集中因而更有战斗准备的一种配置。野营是军队的一种静止状态，即休息状态，但它同时是可能在该地进行战斗的战略决定，而且通过布蕾的方式，它又包含了战斗的轮廓即进行防御战斗的条件。因此，野营是战略和战术的重要部分。
　　舍营是为了使军队能更好地休息而代替野营的一种活动。因此，它和野营一样,就营地的位置和范围来看,是战略问题，就为了准备战斗而进行的内部部署来看，则是战术问题。
　　除了使军队得到休息以外，野营和舍营通常同时还有另外的目的，如掩护某一地区或扼守某一阵地，但也很可能单纯以休息为目的。我们知道，战略所追求的目的可能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因为，凡是有利于战略的都可以成为战斗的目的，而维持作战工具，往往也必然会成为某些战略行动的目的。
　　在这种场合，虽然战略仅仅是为了维持军队，但我们并没有离开本题，我们谈的仍然是使用军队的问题，因为军队在战区的任何地方做任何配置都是使用军队的问题。
　　但是在野营和舍营时为维持军队而进行的不属于使用军队的活动，如修筑茅舍、架设帐篷、从事给养和清洁工作等，刷既不属于战略，也不属于战术。
　　至于防御工事，虽然位置的选定和工事的安排显然是战斗部署的一部分，因而是战术问题，但就工事的构筑而言，它们并不属于作战理论。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必须是受过训练的军队早就具备了的，战斗理论是以这些知识和技能为前提的。
　　在那些单纯属于维持军队而同战斗没有相同之处的活动中，只有军队的给养同战斗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给养几乎是每人每天都必需的。因此，给养在战略范围内对军事行动有较大的影响。我们所以说在战略范围内，是因为在单个战斗中，军队给养的影响大到足以改变计划的情况尽管是可能存在的，但却是极为少见的。军队给养大多只同战略发生相互作用，因为对军队给养的考虑影响到一次战局或战争的主要方面的情况是极为常见的。但是，不管这种影响如何经常和具有多大的决定意义，给养总还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使用军队的活动，它只是以自己的结果对使用军队发生影响。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其他管理活动同使用军队的关系就更远了。伤病员的救护虽然对军队的健康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它涉及的总还只是一小部分人，对其他人的使用只有很小的间接影响。武器装备的补充，除了军队本身经常进行的以外，只需要定期进行，在拟制战略计划时，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注意它。
　　但是，在这里我们决不能产生误解。这些活动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确实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医院和弹药库的远近，确实可能是在战略上作出极重要决定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我们既不想否认，也不想掩饰。不过，我们在这里不是谈个别的具体情况，而是从理论上抽象地来谈。我们认为，上述那样大的影响是罕见的，因此,不能使伤病员救护和武器弹药补充的理论同作战理浴典有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不值得把这种理论所得出的各种方式方法连同它们的结果，象给养一样一并列入作战理论。
　　现在，战们再来明确一下我们研究的结论，属于战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 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理论也必须作与此相应的分类。
　　属于战争准备的知识和技能是为了建立、训练和维持军队。我们不谈究竟应该给这些知识和技能起个什么样的总名称，但是我们知道，炮兵、筑城、所谓的基本战术、军队的组织和管理以及诸如此类的知识和技能，都属于这个范畴。战争理论则研究如何使用训练好了的手段来达到战争的目的。它只需要上述知识和技能的结论，也就是说只需要了解它们的主要结果。我们把这种理论叫做狭义的军事艺术，或者叫做作战理论，或者叫做使用军队的理论，名称不同，指的都是一回事。
　　因此，战争理论把战斗作为真正的斗拿来研究，把行军、野营和舍营作为或多或少同斗争一致的军队的状态来研究。但战争理论不把军队的给养作为自己范围内的活动来研究，而象对待其他既存条件一样，只研究它的结果。
　　狭义的军事艺术本身又分为战术和战略。前者研究战斗的方式，后者研究战斗的运用。行军、野营和舍营这几种军队的状态，只是由于战斗才同战略和战术发生关系。它们究竟是战术问题还是战略问题，这要看它们是同战斗的方式有关，还是同战斗的意义有关。
　　一定会有许多读者认为，把战术和战略这样十分接近的两个事物作如此细致的区分是多余的，因为这对作战本身并没有直接作用。当然，只有十足的书呆子才会去寻求理论区分对作战的直接作用。
　　任何理论首先必须澄清杂乱的、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能清楚而顺利地研究问题，才能同读者常常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号走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
　　如果有谁认为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他除非不进行理论研究，否则，他一定还没有被那些混淆不清、缺乏任何可靠根据、得不出任何结论的概念，即那些时而平淡无味、时而荒诞无稽、时而空洞无物的概念弄得头晕脑胀。在作战理论方面我们所以还常常听到和读到这样的概念，那是因为有科学研究精神的人还很少研究这些问题。
第二章 关于战争理论
　　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
　　以前，人们把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只理解为与物质事物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这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就是武器的结构、制造和使用，要塞和野战工事的构筑,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机械规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在战争中可以使用的军队。在这里人们只涉及物质材料，只涉及单方面的活动，归根结底，这无非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渐提高到精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这一切同斗争本身的关系与铸剑术同击剑术的关系没有很大的差别。至于在危险的时刻和双方不断相互作用时军队的使用问题，以及智力和勇气的活动等问题，在当时还都没有提到。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作战方法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斗争本身的实施的问题，即运用上述物质的某些智力活动的问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还只是一些能迅速体现在接近壕、平行壕、反接近壕、炮台等这一类新的物质对象中的智力活动，它们的每一发展都是以出现这样的物质对象为标志的。智力活动在这里只是串联这些创造物所必需的一条纽带而已。由于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智力几乎只表现在这样一些事物中，因此攻城术能谈到这些也就够了。
　　后来战术也接触到这个方面
　　后来，战术也企图按照军队的特性为军队的一般部署制定机械的规定。当然，这已涉及战场上的活动，但仍然没有涉及自由的智力活动，只涉及到通过编成和战斗队形而成为一部自动机器、命令一下就象钟表那样行动的军队。
　　真正的作战方法只是在谈剔的问题时谈到的
　　人们曾经认为，真正的作战方法，也就是自由地( 即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 使用准备好了的手段，只能依靠天赋，不可能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搏斗逐渐向比较有规则和比较复杂的形式的过渡，人们对这一问题就有了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多半只是在某些回忆录和故事中在谈别的问题时附带地谈到的。
　　对战争事件的种种看法引起了建立理论的要求
　　各种看法越来越多，研究历史越来越需要有批判，人们就迫切需要一些原则和规则，以便有个准则来解决战史中常见的争执和分歧，因为不围绕任何中心，不遵循明确的准则的争论，必然是人们所厌恶的。
　　建立死板的理论的努力
　　因此，人们就努力为作战规定一些原则、规则，甚至体系。这样，他们提出了这个肯定的目标，可是却没有认真注意在这方面会遇到的无数困难。正象前面指出的那样，作战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然而每一种体系，即每一座理论大厦，却都带有进行综合时难免的局限性，因此，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局限于物质对象
　　那些理论著作家们早就感到这方面的困难，并且认为，把他们的原则和体系仍然只局限于物质对象上和单方面的活动上，就可以摆脱困难。他们企图象在有关战争准备的科学中一样，只要求得出十分肯定的和死板的结论，因而也就只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有人从决定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选中了它,是因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计算,可以把它纳入数学法则。至于其他一切因素，他们认为对双方来说都是相同的，是可以互相抵销的，所以是可以不加考虑的。如果他们是为了要弄清这个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偶然这样做，那还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是这样做，并且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唯一的法则，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造成数量上的优势这个公式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奥妙，那就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现实生活考验的片面的看法。

　　军队的给养
　　有人企图在理论研究中把另一个物质因素，即军队的给养发展成为体系。他们从军队是一个现存的组织这一点出发，认为给养对大规模作战有决定性意义。
　　当然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得出某些肯定的数值，但是那些数值都是以许多臆测的假定为依据的，因此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基地
　　还有位才子曾企图把军队的给养、人员和装备的补充、与本国的交通联络的安全以及必要时的退却路的安全等许多问题，甚至与此有关的精神因素，都用基地这个概念概括起来。最初他用基地这一概念概括上述各个方面，尔后又用基地的大小(宽度)来代替基地，最后，用军队和基地所构成的角代替基地的大小。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取得一种纯粹的几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毫无价值的。只要考虑到上述概念的替换每一次都不能不使原来的概念受到损害，不能不漏掉前一概念的部分内容，那么就不难看到这一点了。基地这个概念对战略来说确实是需要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一个贡献。但是象上面那样使用这一概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必然会得出一些十分片面的结论，把这位理论家引到极端荒谬的方向上去，以致过分强调包围作用。
　　内线
　　后来，与上述错误方向对立的另一种几何学原则，即所谓内线原则登上了宝座。虽然这个原则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战斗是战争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真理上，但是，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性质，所以仍然是永远不能指导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论。mpanel(1);
　　所有这些理论都应加以批驳所有这些理论，只有它们的分析部分可以看作是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它们的综合部分，即它们的细则和规则，却完全是无用的。
　　这些理论都追求肯定的数值，但战争中的一切却是不肯定的，计算时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军事行动却始终离不开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这些理论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但战争却是双方经常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
　　这些理论把天才排斥在规则之外
　　这些片面而贫乏的理论把它们不能解决的一切问题都置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归之于超越规则的天才的领域。
　　这些规则对天才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天才可以高傲地不理睬它们，甚至嘲笑它们，那些必须在这些贫乏的规则中爬来爬去的军人是多么可怜! 事实上，天才所做的正是最好的规则，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正是阐明天才是怎样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那些同精神相对立的理论是多么可怜! 不管它们摆出多么谦虚的面孔，都不能消除这种矛盾，而它们越是谦虚，就越会受到嘲笑和鄙视，越会被排斥于现实生活之外。
　　理论---研究精神因素就会遇到困难
　　任何理论~ 接触精神因素，困难就无限增多。在建筑术和绘画艺术方面，当理论仅涉及物质方面的问题时，还是比较明确的，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和构图方面的光线问题不会有什么分歧。但是，一旦涉及创作物的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在精神上引起印象和感情时，理论的全部法则就显得含糊不清了。医学大多只研究肉体的现象，涉及的只是动物机体的问题，动物机体是不断变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给医学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医生的诊断比他的知识更为重要。如果再加上精神的作用，那该有多么困难呀! 能运用精神疗法的人该多么了不起呀!
　　在战争中不能排斥精神因素
　　但是，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精神因素只有用内在的眼力才能看到，每个人的这种眼力都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人的这种眼力在不同时刻也往往是不同的。战争中到处都有危险，一切都是在危险中进行的。因此，影响判断的主要是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它好比眼珠一样，一切现象先要通过它才到达大脑。
　　但是，毫无疑问，通过经验就可以看出，精神因素肯定是有一定客观价值的。
　　任何人都知道奇袭、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任何人都会认为开始撤退的敌人的勇气是较低的，任何人在追击时和在被迫击时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胆量；任何人都根据对方的才望、年龄和经验来判断对方，并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都非常注意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精神作用都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明，并且总是反复出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因素。理论如果忽视这些因素，那还有什么价值呢? 当然，经验是这些真理必然的来源。理论和统帅都不应陷入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
　　作战理论的主要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