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建诚 （现代）
序
1984年8月清华大学设立经济系，在《中央日报》的海外版征求师资；我从欧洲写信应征经济史教师，竟然收到赵冈教授的回信。我早就拜读过，他在台北联经公司出版的《中国棉业史》（1977）和《中国土地制度史》（1982），也正好在期刊上读到《中国土地制度》英文版（史丹佛大学1985年）的摘要，可以想见收到他的回信时有多么惊奇。他也写过《红楼梦研究新编》（1976）、《花香铜臭读红楼》（1979），直到《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2005，联经）才封笔。能和他在同个系上工作，必然相当有意思。
赵冈当时约56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是身高六尺的博雅绅士；夫人陈钟毅女士高雅内敛，是他多本中文书的合著者。我对清华的工作机会，完全没有说No的条件。20多年后回想起来，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决定了我的长期工作，全家人的生活，甚至连儿子都在清华人文社会学院读大学部。
1985年1月我到清华报到时，是经济系的第二位教师。赵冈告诉我聘用的原因，是教育部规定的必修科目，包括西洋经济史、西洋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他知道不容易找到教这几门课程的人，只好聘用我。他说得委婉，但我立刻感觉到：这三科是必修课，必然会让学生反感，会用对待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的态度来看待我。
我竟然以这几项科目，作为研究专业领域，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1990年代初期，教育部撤回必修科目的主导权，改由各校系自由决定，我的感觉才转好。20多年后回想这件事，如果当初教育部没有这项规定，我怎么有机会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不准出国观光，学生对欧洲充满了好奇。我在法国和比利时住了5年多，在课堂上就靠着穿插欧洲的生活、风景、思潮、制度来诱引学生注意。那时清华对外打的招牌，是要走数理计量经济路线。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经济史和思想史没有数学模型，也不能用严谨的方式证明，根本就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我完全没有争辩的能力，充份体会到双重歧视（个人与专业）的滋味。
在教学上我也碰到许多困难，主要是教材上的供需失调。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当时在台湾能找到的中文教材，和我在1970年代初期接触的差不多。周宪文先生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了好几册西洋经济史文选，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一方面这些题材与内容对我们太生疏，二来笔调沈闷，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如果直接用英文教科书，又有太多的人名与地名学生跟不上。
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台积馆）
中国经济史也有类似的困难，因为主要的作者是历史学界出身，他们关怀问题的角度和经济学界很不相同，对学生既无挑战性，又没学到多少经济学的养份。西洋经济思想史就更严重了：都是英文教科书，是写给欧美学生读的，作者假设学生在高中时期，已经熟知欧洲的社会经济背景，许多基本的事情就不交代了，这些对台湾的学生来说，根本就是天书。
几个学期下来，同学很快就归纳出实用的判断：这三门课将来考研究所时用不上，留学时没有人会关心你这几科的成绩，工作时没有人会问你是否读过这几门课。我是靠这几门课过活的人，不能没有对策。我逐渐体会到两项要点：(1)如果用同一本教科书，从开学讲到期末，学生很快就厌倦。(2)要把这几门课教好，除了教材有趣，更重要的是教师的表演能力。也就是在掌握教材的要旨后，举较能理解的例子作模拟，或当作切入问题的楔子；更重要的是，要穿插费心找来的故事和笑话。
教了七年之后，到1992年我去哈佛进修时，我收到前几届毕业生的教师节卡和圣诞卡，说他们偶尔会回想到，我在课堂上提过的人物和事情。为什么我能从被轻视的情境，转变到有些人对这几门课还有记忆？关键是找到引人兴趣的教材。那是个还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网络的时代，我广泛翻阅中国和西洋经济史期刊，看到简单有趣的文章就印下来，同时也注意欧美同行的讲义内容。
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在美国大学教这门课，不需顾虑文字的难度和文化背景，只要挑出好文章让学生看，每星期读三篇都没问题。我们的社会条件不同，必须在好文章内，再挑出文字简单、表格众多、图形丰富的有趣题材，每次上课（90分钟）不能超过15页。
在这些约制条件下，我逐渐累积出30篇这类型的文章。我的上课方式是：每周3小时分两次，每次1.5小时，读1篇15页的文章，若超过20页，就分两次。每学期约有18周，可上35次课，扣掉期中期末考和国定假日，大约可上30次，大约可以读25至28篇。每年都会有新的好文章出现，我就汰旧换新，所以约有一半的文章是近10年发表的，有些好的老文章，还是每年都发读。
每次上课前，先找一位同学负责主读一篇或半篇。上课时这位同学报告15至20分钟，我讲解60分钟，最后10分钟讨论。有时其他同学会有不同见解，但大部分的情况，是我用这10分钟解说下篇的方向与论点，以及选定下一位报告的同学。
几年下来，这种做法累积了一些口碑。西洋经济史的35人的小教室，有时还会爆满；中国经济史50人的大教室，有时还要抢座位。每学期末学生会在网络上，给各科教师打评鉴分数，也有具体的建议汇整给教师参考。评鉴的满分是4分，3分以上就不错了；3.5分以上，教务长会写一封恭贺函，有一次我甚至还得到3.8分（上网填卷率88%）。2006年5月我代表科技管理学院，到学校竞选杰出教学奖，结果得到一张慰勉函，可见清华有不少人教得比我更受学生欢迎。
我挑文章的原则是「三项ing」。(1) Interesting（读起来有趣），(2) Entertaining（有娱乐效果），(3) Provoking（具有争辩性）。难得有同时符合这三项原则的文章，只要符合其中一项，故事流畅就可以入选了。换句话说，我偏好故事性强、容易转述、启发性高的文章。有些文章较技术性，故事性较低，不适合在此综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其实是我教西洋经济史的课程讲义大纲，或是「读者文摘」。
选进本书的文章，我认为还是有高下之分。我依三项原则来判断一篇文章的价值：(1)能增加某个议题的新知识，这类型的文章篇数最多。(2)能提出某项新观念，来分析旧题材而得出新意义，这种文章就少多了。(3)能改变我们对某个题材的认知与理解，这才是上品。我认为本书中有三篇符合第(3)项的高标准。
(1)第7章介绍Fogel如何运用「反事实推论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这是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启发。他提出一项新观念：「社会节省」（social saving），用来计算美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结论是：美国铁路对19世纪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改变了我们对这个题材的认知。
(2)第10章〈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对英国的影响不大？〉虽然没有提出新观念，我还是很喜欢也很佩服，因为作者用新观点、新证据来分析旧题材，改变了我们对劳工阶级革命的认知与理解。
(3)第24章介绍John Davies对马铃薯的研究，他说明为何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马铃薯才有可能成为季芬财（Giffen goods）。简略地说，就是当马铃薯涨价后，对马铃薯的需求反而提升，产生正斜率的需求曲线，而非正常状况下的负斜率需求曲线。他提出新观念说：(a)收入必须逼近生存底线时；(b)在没有其他食物可选择替代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季芬财。季芬财的观念早已超过一百年，如果马铃薯是季芬财，为什么你还要去麦当劳排队买薯条？直到现在，大一经济学原理所教的季芬财，都没有提到(a)与(b)这两项必要条件。全世界有多少人读过、教过季芬财的观念，竟然要等这么久，才让Davies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整体而言，这是一本推广型的读物，每章挑一篇主要文章来解说，是初阶的导引。每章最后都会列出所根据的论文出处，如果想对经济史进一步学习，请看绪论〈为什么要读经济史？〉的附录「延伸阅读」。我心目中的读者，是大三、大四经济系和历史系的同学，以及对人文社会问题有兴趣的一般读者。如果高三同学想读，我也不反对。我希望中壮年读者，可以转述有趣的故事给家人和子女。
这本书有个大缺点：我把每项主题限制在（打字稿）5页内，以简洁为主要诉求，以题材的广泛性，来弥补深度的不足，把硬涩的专业论文，改写成能吸引阅读的摘述。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写法，是要：(1)先综述整个议题的来龙去脉；(2)把焦点聚在争论点上；(3)说明新证据为何能改变我们的认知。要做好这三点，等于是要写一篇小的survey文章，篇幅必然要加三倍。我退而求其次，只要做到书名所说的「趣味」就满意了。
这些文章大都是生活性的题材。大部分的经济史学者，都在研究更严肃的重要议题，例如经济成长、生产力变动、技术进步、金融制度、农业和工业的竞争力、国际贸易，这些沉重的问题在本书都不会出现，就让更高明的专家去解说吧！我在各章内所提供的，也不是每个主题的最前沿知识，我主要目的是引发兴趣，鼓励读者从「延伸阅读」所提供的数据库、网站、专业期刊，去追寻自己的答案。
本书所挑选的文章，大都轻松有趣，这是从每年成百上千篇论文中挑出来的。我从全世界成千上万位经济史学者努力的成果中，找出少数适合大众阅读的几篇。欧美的经济史研究，是一项重要产业，从业人口众多，鼓励发展新颖手法，故事较有趣味。台湾的经济史研究人员太少。历史学界方面，主要分布在中研院史语所和近史所，也有些在大学担任经济史的教研工作。经济学界方面，台大经济系有好几位专研台湾经济史的教授，清华也有几个人，其余分散在各大学。
1992-3年间，我常参加哈佛经济系的经济史研讨会，几乎每周都有外宾报告论文，当时哈佛经济系专研和兼研经济史的教授，我算了一下共有六位。哈佛商学院的商业史研究群，隔周有一场研讨会；邻近的MIT经济系，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史教授，也常举办论文发表会。那一年我常参加这三处的研讨会，见到不少这个领域的高手。
Robert W. Fogel (1926-)
Douglass C. North (1920-)
1993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芝加哥大学的Robert Fogel教授，以及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的Douglass North教授，表彰他们在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11994年47卷1期的Economic History Review （英国经济史学会的官方刊物），在卷首「编辑的话」内有一段贺词：「经济史学会的会员和本刊的读者，很高兴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给Robert W. Fogel和Douglass C. North。我们在此恭贺这两位得奖者，同时也很高兴，经济史这个学门能以这种方式被承认了。」从1993年10月起，在诺贝尔奖的光环加持下，经济史就不再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的学门了。
本书的上篇《西洋经济史的趣味》，2008年4月由台北允晨文化出版时，原本只有25篇故事。这个版本的销售状况尚佳，我在2009年暑假期间增写15则故事。暑假期间我也写了一小本《中国经济史的趣味》，但篇幅不足以出版单行本。所以就把这两本稿子合并成上下篇，把书名简化为《经济史的趣味》。
「西洋经济史的趣味」介绍40篇他人的研究成果，篇末的5篇附录（2篇导读与3篇书评），是我自己的见解，希望能有水果、甜点、咖啡的效果。「中国经济史的趣味」，第1至4章与3项附录是我自己的作品，第5至8章是我和别人的合作研究，其余是介绍同业的研究成果。依照这个学门的成长速度，这本书每5年就要增订，每10年就要新写一册，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与建议。撰写期间得到许多修正意见，在此向诸亲友致谢。
我从1985年元月到清华任教，至今已满25年。我从精力旺盛的青年，变成秃顶驼背的中年人，从孤家寡人变成儿子就读清华的家长。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提供这么好的研究环境，让我全心全力投入喜爱的工作，也让我全家人依靠在这个大家庭上。
「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在这本书里我做的是小乘，希望读者追索相关文献做中乘，进一步做出让学界受益的大乘。
2009年10月中旬完稿
绪论
为什么要读经济史？
如果你想当个好经济学家，做些有贡献的事，读经济史有帮助吗？我的学识和声望不足以说服你，我先介绍Donald McCloskey的基本论点。他从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后，到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史教授，写了许多文章与专书，担任过经济史学会的会长。更特殊的是，他经历过痛苦的易装癖与变性手术，把Donald改为女性的Deirdre，详见她的自传Crossing（1999年芝加哥大学出版）。他（她）的著作还包括性别研究与修辞学，详见她的个人网页。
Deirdre McCloskey
我要推介他那篇1976的名作〈历史对经济学有用吗？〉（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McCloskey认为历史对经济学可以提供五项功能：(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较好的经济理论，(4)较好的经济政策，(5)较好的经济学家。这篇经济史学界必读的文章，30年之后还有相当的可读性，请欣赏他的文笔与博学，以及文章后面所附的138项书目。历史对经济有用吗？McCloskey的答案是：当然。以古人来说，史密斯、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熊彼德的著作里，都有明显的历史面向，这些人物的著作，转而在历史留下重要的轨迹。
以下是我对这个题目的看法与见解，先举九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例，他们都做过与历史相关的研究。(1) Paul Samuelson晚期有不少分析经济史与思想史的重要文章。(2) John Hicks写过一本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1969)。(3)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著作里，有浓厚的历史思维。(4) Milton Friedman写过《美国货币史，1867-1960》(1963)。(5) George Stigler是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大老，他是Mark Blaug在哥伦比亚大学写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方法论博士论文（1955）的指导老师。(6)芝加哥大学的Robert Lucas Jr.，大学主修历史。(7) Arthur Lewis在1979年以经济发展学获奖，写过几本经济史的著作。(8) Simon Kuznets (1971)与(9) Theodore Schultz (1979)这两位得主，在著作中也常运用历史证据。
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学教育深受美国影响，尤其是开发中国家的留学生。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若没读过经济史，回国后自然不会看重这个学门。日本经济学界从战前起，就深受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影响，经济史与思想史至今都还是必修课。
为什么战前也深受欧洲影响的美国，会把经济史改为选修或甚至废止呢？
1984年8月清华大学设立经济系，在《中央日报》的海外版征求师资；我从欧洲写信应征经济史教师，竟然收到赵冈教授的回信。我早就拜读过，他在台北联经公司出版的《中国棉业史》（1977）和《中国土地制度史》（1982），也正好在期刊上读到《中国土地制度》英文版（史丹佛大学1985年）的摘要，可以想见收到他的回信时有多么惊奇。他也写过《红楼梦研究新编》（1976）、《花香铜臭读红楼》（1979），直到《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2005，联经）才封笔。能和他在同个系上工作，必然相当有意思。
赵冈当时约56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是身高六尺的博雅绅士；夫人陈钟毅女士高雅内敛，是他多本中文书的合著者。我对清华的工作机会，完全没有说No的条件。20多年后回想起来，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决定了我的长期工作，全家人的生活，甚至连儿子都在清华人文社会学院读大学部。
1985年1月我到清华报到时，是经济系的第二位教师。赵冈告诉我聘用的原因，是教育部规定的必修科目，包括西洋经济史、西洋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他知道不容易找到教这几门课程的人，只好聘用我。他说得委婉，但我立刻感觉到：这三科是必修课，必然会让学生反感，会用对待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的态度来看待我。
我竟然以这几项科目，作为研究专业领域，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1990年代初期，教育部撤回必修科目的主导权，改由各校系自由决定，我的感觉才转好。20多年后回想这件事，如果当初教育部没有这项规定，我怎么有机会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不准出国观光，学生对欧洲充满了好奇。我在法国和比利时住了5年多，在课堂上就靠着穿插欧洲的生活、风景、思潮、制度来诱引学生注意。那时清华对外打的招牌，是要走数理计量经济路线。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经济史和思想史没有数学模型，也不能用严谨的方式证明，根本就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我完全没有争辩的能力，充份体会到双重歧视（个人与专业）的滋味。
在教学上我也碰到许多困难，主要是教材上的供需失调。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当时在台湾能找到的中文教材，和我在1970年代初期接触的差不多。周宪文先生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了好几册西洋经济史文选，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一方面这些题材与内容对我们太生疏，二来笔调沈闷，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如果直接用英文教科书，又有太多的人名与地名学生跟不上。
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台积馆）
中国经济史也有类似的困难，因为主要的作者是历史学界出身，他们关怀问题的角度和经济学界很不相同，对学生既无挑战性，又没学到多少经济学的养份。西洋经济思想史就更严重了：都是英文教科书，是写给欧美学生读的，作者假设学生在高中时期，已经熟知欧洲的社会经济背景，许多基本的事情就不交代了，这些对台湾的学生来说，根本就是天书。
几个学期下来，同学很快就归纳出实用的判断：这三门课将来考研究所时用不上，留学时没有人会关心你这几科的成绩，工作时没有人会问你是否读过这几门课。我是靠这几门课过活的人，不能没有对策。我逐渐体会到两项要点：(1)如果用同一本教科书，从开学讲到期末，学生很快就厌倦。(2)要把这几门课教好，除了教材有趣，更重要的是教师的表演能力。也就是在掌握教材的要旨后，举较能理解的例子作模拟，或当作切入问题的楔子；更重要的是，要穿插费心找来的故事和笑话。
教了七年之后，到1992年我去哈佛进修时，我收到前几届毕业生的教师节卡和圣诞卡，说他们偶尔会回想到，我在课堂上提过的人物和事情。为什么我能从被轻视的情境，转变到有些人对这几门课还有记忆？关键是找到引人兴趣的教材。那是个还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网络的时代，我广泛翻阅中国和西洋经济史期刊，看到简单有趣的文章就印下来，同时也注意欧美同行的讲义内容。
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在美国大学教这门课，不需顾虑文字的难度和文化背景，只要挑出好文章让学生看，每星期读三篇都没问题。我们的社会条件不同，必须在好文章内，再挑出文字简单、表格众多、图形丰富的有趣题材，每次上课（90分钟）不能超过15页。
在这些约制条件下，我逐渐累积出30篇这类型的文章。我的上课方式是：每周3小时分两次，每次1.5小时，读1篇15页的文章，若超过20页，就分两次。每学期约有18周，可上35次课，扣掉期中期末考和国定假日，大约可上30次，大约可以读25至28篇。每年都会有新的好文章出现，我就汰旧换新，所以约有一半的文章是近10年发表的，有些好的老文章，还是每年都发读。
每次上课前，先找一位同学负责主读一篇或半篇。上课时这位同学报告15至20分钟，我讲解60分钟，最后10分钟讨论。有时其他同学会有不同见解，但大部分的情况，是我用这10分钟解说下篇的方向与论点，以及选定下一位报告的同学。
几年下来，这种做法累积了一些口碑。西洋经济史的35人的小教室，有时还会爆满；中国经济史50人的大教室，有时还要抢座位。每学期末学生会在网络上，给各科教师打评鉴分数，也有具体的建议汇整给教师参考。评鉴的满分是4分，3分以上就不错了；3.5分以上，教务长会写一封恭贺函，有一次我甚至还得到3.8分（上网填卷率88%）。2006年5月我代表科技管理学院，到学校竞选杰出教学奖，结果得到一张慰勉函，可见清华有不少人教得比我更受学生欢迎。
我挑文章的原则是「三项ing」。(1) Interesting（读起来有趣），(2) Entertaining（有娱乐效果），(3) Provoking（具有争辩性）。难得有同时符合这三项原则的文章，只要符合其中一项，故事流畅就可以入选了。换句话说，我偏好故事性强、容易转述、启发性高的文章。有些文章较技术性，故事性较低，不适合在此综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其实是我教西洋经济史的课程讲义大纲，或是「读者文摘」。
选进本书的文章，我认为还是有高下之分。我依三项原则来判断一篇文章的价值：(1)能增加某个议题的新知识，这类型的文章篇数最多。(2)能提出某项新观念，来分析旧题材而得出新意义，这种文章就少多了。(3)能改变我们对某个题材的认知与理解，这才是上品。我认为本书中有三篇符合第(3)项的高标准。
(1)第7章介绍Fogel如何运用「反事实推论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这是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启发。他提出一项新观念：「社会节省」（social saving），用来计算美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结论是：美国铁路对19世纪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改变了我们对这个题材的认知。
(2)第10章〈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对英国的影响不大？〉虽然没有提出新观念，我还是很喜欢也很佩服，因为作者用新观点、新证据来分析旧题材，改变了我们对劳工阶级革命的认知与理解。
(3)第24章介绍John Davies对马铃薯的研究，他说明为何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马铃薯才有可能成为季芬财（Giffen goods）。简略地说，就是当马铃薯涨价后，对马铃薯的需求反而提升，产生正斜率的需求曲线，而非正常状况下的负斜率需求曲线。他提出新观念说：(a)收入必须逼近生存底线时；(b)在没有其他食物可选择替代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季芬财。季芬财的观念早已超过一百年，如果马铃薯是季芬财，为什么你还要去麦当劳排队买薯条？直到现在，大一经济学原理所教的季芬财，都没有提到(a)与(b)这两项必要条件。全世界有多少人读过、教过季芬财的观念，竟然要等这么久，才让Davies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整体而言，这是一本推广型的读物，每章挑一篇主要文章来解说，是初阶的导引。每章最后都会列出所根据的论文出处，如果想对经济史进一步学习，请看绪论〈为什么要读经济史？〉的附录「延伸阅读」。我心目中的读者，是大三、大四经济系和历史系的同学，以及对人文社会问题有兴趣的一般读者。如果高三同学想读，我也不反对。我希望中壮年读者，可以转述有趣的故事给家人和子女。
这本书有个大缺点：我把每项主题限制在（打字稿）5页内，以简洁为主要诉求，以题材的广泛性，来弥补深度的不足，把硬涩的专业论文，改写成能吸引阅读的摘述。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写法，是要：(1)先综述整个议题的来龙去脉；(2)把焦点聚在争论点上；(3)说明新证据为何能改变我们的认知。要做好这三点，等于是要写一篇小的survey文章，篇幅必然要加三倍。我退而求其次，只要做到书名所说的「趣味」就满意了。
这些文章大都是生活性的题材。大部分的经济史学者，都在研究更严肃的重要议题，例如经济成长、生产力变动、技术进步、金融制度、农业和工业的竞争力、国际贸易，这些沉重的问题在本书都不会出现，就让更高明的专家去解说吧！我在各章内所提供的，也不是每个主题的最前沿知识，我主要目的是引发兴趣，鼓励读者从「延伸阅读」所提供的数据库、网站、专业期刊，去追寻自己的答案。
本书所挑选的文章，大都轻松有趣，这是从每年成百上千篇论文中挑出来的。我从全世界成千上万位经济史学者努力的成果中，找出少数适合大众阅读的几篇。欧美的经济史研究，是一项重要产业，从业人口众多，鼓励发展新颖手法，故事较有趣味。台湾的经济史研究人员太少。历史学界方面，主要分布在中研院史语所和近史所，也有些在大学担任经济史的教研工作。经济学界方面，台大经济系有好几位专研台湾经济史的教授，清华也有几个人，其余分散在各大学。
1992-3年间，我常参加哈佛经济系的经济史研讨会，几乎每周都有外宾报告论文，当时哈佛经济系专研和兼研经济史的教授，我算了一下共有六位。哈佛商学院的商业史研究群，隔周有一场研讨会；邻近的MIT经济系，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史教授，也常举办论文发表会。那一年我常参加这三处的研讨会，见到不少这个领域的高手。
Robert W. Fogel (1926-)
Douglass C. North (1920-)
1993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芝加哥大学的Robert Fogel教授，以及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的Douglass North教授，表彰他们在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11994年47卷1期的Economic History Review （英国经济史学会的官方刊物），在卷首「编辑的话」内有一段贺词：「经济史学会的会员和本刊的读者，很高兴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给Robert W. Fogel和Douglass C. North。我们在此恭贺这两位得奖者，同时也很高兴，经济史这个学门能以这种方式被承认了。」从1993年10月起，在诺贝尔奖的光环加持下，经济史就不再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的学门了。
本书的上篇《西洋经济史的趣味》，2008年4月由台北允晨文化出版时，原本只有25篇故事。这个版本的销售状况尚佳，我在2009年暑假期间增写15则故事。暑假期间我也写了一小本《中国经济史的趣味》，但篇幅不足以出版单行本。所以就把这两本稿子合并成上下篇，把书名简化为《经济史的趣味》。
「西洋经济史的趣味」介绍40篇他人的研究成果，篇末的5篇附录（2篇导读与3篇书评），是我自己的见解，希望能有水果、甜点、咖啡的效果。「中国经济史的趣味」，第1至4章与3项附录是我自己的作品，第5至8章是我和别人的合作研究，其余是介绍同业的研究成果。依照这个学门的成长速度，这本书每5年就要增订，每10年就要新写一册，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与建议。撰写期间得到许多修正意见，在此向诸亲友致谢。
我从1985年元月到清华任教，至今已满25年。我从精力旺盛的青年，变成秃顶驼背的中年人，从孤家寡人变成儿子就读清华的家长。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提供这么好的研究环境，让我全心全力投入喜爱的工作，也让我全家人依靠在这个大家庭上。
「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在这本书里我做的是小乘，希望读者追索相关文献做中乘，进一步做出让学界受益的大乘。
2009年10月中旬完稿
绪论
为什么要读经济史？
如果你想当个好经济学家，做些有贡献的事，读经济史有帮助吗？我的学识和声望不足以说服你，我先介绍Donald McCloskey的基本论点。他从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后，到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史教授，写了许多文章与专书，担任过经济史学会的会长。更特殊的是，他经历过痛苦的易装癖与变性手术，把Donald改为女性的Deirdre，详见她的自传Crossing（1999年芝加哥大学出版）。他（她）的著作还包括性别研究与修辞学，详见她的个人网页。
Deirdre McCloskey
我要推介他那篇1976的名作〈历史对经济学有用吗？〉（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McCloskey认为历史对经济学可以提供五项功能：(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较好的经济理论，(4)较好的经济政策，(5)较好的经济学家。这篇经济史学界必读的文章，30年之后还有相当的可读性，请欣赏他的文笔与博学，以及文章后面所附的138项书目。历史对经济有用吗？McCloskey的答案是：当然。以古人来说，史密斯、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熊彼德的著作里，都有明显的历史面向，这些人物的著作，转而在历史留下重要的轨迹。
以下是我对这个题目的看法与见解，先举九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例，他们都做过与历史相关的研究。(1) Paul Samuelson晚期有不少分析经济史与思想史的重要文章。(2) John Hicks写过一本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1969)。(3)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著作里，有浓厚的历史思维。(4) Milton Friedman写过《美国货币史，1867-1960》(1963)。(5) George Stigler是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大老，他是Mark Blaug在哥伦比亚大学写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方法论博士论文（1955）的指导老师。(6)芝加哥大学的Robert Lucas Jr.，大学主修历史。(7) Arthur Lewis在1979年以经济发展学获奖，写过几本经济史的著作。(8) Simon Kuznets (1971)与(9) Theodore Schultz (1979)这两位得主，在著作中也常运用历史证据。
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学教育深受美国影响，尤其是开发中国家的留学生。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若没读过经济史，回国后自然不会看重这个学门。日本经济学界从战前起，就深受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影响，经济史与思想史至今都还是必修课。
为什么战前也深受欧洲影响的美国，会把经济史改为选修或甚至废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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