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德国国家干预主义的最新变体即‘社会市场经济’的追随者，强调市场经济是可以设想的最佳的经济制度，而且他们原则上是反对政府的无限权力的，……但是所有这些‘中间派政策’的卫士们同样强调，他们当然也反对‘曼彻斯特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他们说，一旦‘经济力量的自由运作’带来‘社会所不期望’的结果，国家就有必要干预市场过程。在提出这一看法的同时，他们认为，国家的任务在于在所有的具体情况下，判断某一经济事实是否符合社会愿望，从而相应地决定国家是否应该干预市场过程。
　　所有这些宣扬干预主义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纲领由此意味着承认国家在整个经济事务领域内的无限权力，从而导致一种无异于‘兴登堡社会主义’的状态。如果政府有权决定某种经济状况构成了政府进行干预的理由，那么就不再为市场过程留下行动余地。这样，不再是由消费者来最终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质量如何，由谁、在哪里和如何生产等问题——而是由政府来决定。因为一旦自由市场带来的结果有别于国家权威所认为的社会愿望，政府就要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市场是自由的，只要它按政府所期望的那样不不折不扣地去做。它是自由的，如果它只做国家权威认为‘正确’的而不做它们认为‘错误’的东西；至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则要由政府来决定。由此，干预主义的学说和实践最终倾向于接受极权主义的经济计划原则。”（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人类行为》，芝加哥，1966年，第723至724页）
　　这就是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己在六十年代末对“社会市场经济”的评价。社会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典型的德国市场经济/交易经济模式，自二战结束以来，它是西德经济政策的指导模式，也是现在统一后的德国经济政策的指导模式。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对这位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的思想以及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学说的兴趣普遍增加。米瑟斯的著作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和有深远影响，还因为他关于东欧计划经济崩溃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欧洲福利国家当前的危机也促使人们重新探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正如在开放的社会中很普遍的那样，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国家以及国家机构的作用并不被认为是既定的，相反，任何一项国家活动和对经济过程的干预都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如果没有这种持续的科学和政治讨论，现代工业国家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就不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们也就不可能完成在全球的制度竞争中求生存而必需的技术和制度创新。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深入进行，我们把在西方有影响的经济和文化思想介绍到中国，使中国读者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认识西方，增进彼此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如果本书的出版除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米瑟斯的思想外，还能促进中国和世界的共同繁荣，使中国更加开放，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将为此感到欣慰。
周民德博士
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驻华代表
1994年10月25日
朗朗文库·哲学卷·自由主义[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引言：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与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使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的名字再次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他与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被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批评家之一，也是预见到社会主义必将虚脱的预言家之一。但是，人们在把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与海耶克或弗里德曼相提并论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如今，他的著作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己经淹没无闻，几乎被人遗忘。今天，在他的故乡奥地利，人们对他的熟悉和了解远远不如在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美国。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无疑也是本世纪的一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将他称之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不相仲伯的伟大思想家。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比较，对米瑟斯而言，也几乎是不公正的。
　　这是因为，米瑟斯以他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中的一系列非凡成就以及他撰写的《人类行为》的宏篇巨著，登上了无人能够攀越的顶峰。他树立了一座思想的丰碑，这座丰碑无论在其基础性、系统性、题材范围之广博、阐述问题之简洁和完整、概念之明晰锐利，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期有效性等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把他的著作与任何重要的先驱者的著作相比较，都会使后者顿时显得相形见绌。
　　那么，为什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会受到冷落和歧视呢？他的生平和著作正要解答这个问题。米瑟斯的坎坷命运正是他所处的世纪——社会主义的时代，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所造成的，而且恰恰也是这个世纪才使他逐渐成长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位最伟大的理论家。
一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于1881年9月29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兰姆贝格。他的父亲是一位名叫阿图尔·埃德勒·冯·米瑟斯的犹太人。母亲阿德勒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奥地利兰道人。路德维希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老米瑟斯是奥地利铁道部的一名工程师，路德维希出生的时候，他正在奥匈二元帝国加利茨茵省的兰姆贝格任职。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维也纳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1900年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几个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职业。1909年至1934年任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其间曾因服兵役参战而一度中断这个职务。1919年他已成为奥地利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在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任职的同时，他还在大学担任兼职教师，最初是在维也纳女子商业学院任兼职教师，1913年，当他取得大学授课资格之后，即担任大学讲师，最后，于1918年任维也纳大学不拿薪金的副教授。
　　1900年前后，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每个人都是国家主义或社会改良主义的拥护者。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不但已经过时，而且是日落西山，一败涂地。甚至连那些反对马克恩主义的人也毫不怀疑社会主义包含着“合理内核”，他们以此为根据，主张对国家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在精神生活领域内，以齐尼思为代表的历史至上主义风靡一时，经济历史学是当时最流行的学科。人们对抽象的古典国民经济学理论不屑一顾，似乎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法则。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理论的话，那么，它必然或仅仅只是经济历史的抽象和概括，除了历史学以外，其他的学科不能称其为理论。古斯塔夫·冯·施莫勒（1838一1917年）被称之为“正统的国家经济学”的大师。他的学派，即讲坛社会主义充斥了大学的课堂，尤其在德意志帝国内更为盛行。科学变成了档案卷宗中的材料拼凑起来的出版物的大杂烩。人们公开承认，历史“启蒙”的目标就是相对主义。国家官员则将美化国家的职能，并且为其正义性的辩护视为他们的天职。知识分子先是自命他们是霍亨索伦王室的知识卫队，然后成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精英，最后又变成希特勒的追随者。施莫勒的最著名的继承人维尔纳·松巴尔特（1863－1941年）甚至被冠以上帝的使者的美名。
　　刚走进大学校门时，米瑟斯也是一名国家主义的拥护者。尽管他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认为“历史学派”的相对主义毫无意义，在他的眼里，大多数德国的小历史学家对普鲁士国家的美化和颂扬是荒唐可笑的，但是，他也很热衷于“社会改良”。每当一项社会政治措施没能取得预想的成就时，他就将其原因归咎于这一改良措施不够彻底。米瑟斯还认为，拒绝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体系，必须予以坚决反对。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格吕贝格——一位历史学派的追随者——曾是他的第一位导师。在格吕贝格的启示下，米瑟斯完全按照历史学派的思想和风格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的写作，书名为《加利茨茵地区农场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然而，他也因此产生了第一个疑问。通过对维也纳住宅市场的调查，米瑟斯得出了住房的紧张状况是由于一项税收法律的失误而造成的这一结论，而错误的立法又导致了企业无法在住宅建设方面实行企业经营活动。大约在1903年年底，他阅读了卡尔·门格尔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
　　门格尔的这一著作使米瑟斯对国民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使他成为了一名国民经济学家。1904年，欧根·冯·波姆－巴威克辞去了奥地利经济部长的职务、随后到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从此，波姆，这位1881年至1889年曾在因斯布鲁克担任教授——由卡尔·门格尔创立的维也纳经济学派（或称为奥地利学派）的一位杰出的继承人和发展者——成了米瑟斯个人的一位最重要的老师。直到1913年，米瑟斯都定期参加波姆主办的研讨会。
　　波姆主持的最后两期研讨会的讨论课题是米瑟斯于1912年为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而发表的论著《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这部著作在学术上达到了颠峰，至今仍然无人超越。
　　这是米瑟斯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米瑟斯不仅从思想上与历史学派实行了彻底决裂，而且也全面抛弃了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这部著作同时还奠定了他在奥地利学派中第三代领袖的地位。米瑟斯完善了门格尔和波姆－巴威克关于货币理论的思想体系，他首次使货币理论（现代流行的行话将它称之为宏观经济学）与一般的效用理论（即微观经济学）结合成一个整体。这部著作以其系统的创造性、逻辑分析的严谨性以及深刻的洞察力闪烁着熠熠光芒。米瑟斯论述道：货币是一种以再次售出为目的的交换工具，其最初的起源只能以商品货币（例如黄金）的方式出现。他指出，每一种货币量都同样是“最佳的”，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它有别于增加消费货物量或资本货物量）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而仅仅只会导致该货币购买力的减少和损失。他还论证道，增加货币投放量绝不会导致所有商品价格的同时、同步、按比例的提高，而是会影响相对价格和相对收入的整个系统的变化。米瑟斯分析了国家的货币政策，使人明显地感到他已同过去的国家主义观念实行了全面决裂。他透彻地揭示了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什么有目的地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原因，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并非同时对每个人都有利。政府及中央银行掌握着新货币的投放权，从它们那里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发行货币，从而一步一步地提高物价，最终被涉及的商品涨价范围变得越来越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收入再分配的调整，它有利于富人，即较早的货币占有者，也有利于那些后来才获得新货币或根本没有获得新货币的人。通货膨胀是国家偷偷地实行抬高物价政策以及实行收入再分配的一个工具，借助于这一工具，政府可以从中集聚更多的财源，而且也有利于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的一些人和企业家。在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和英国的“货币学派”以及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魏克赛尔的启发下，米瑟斯首次提出了后来以奥地利学派命名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特征，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指出，政府和中央银行也应对经济周期的反复循环问题承担责任，只要政府将新“创造的”货币通过金融市场注入经济生活之中，就会导致利息率降低到低于市场供求所决定的正常的市场利率水平之下的后果。而较低的利息率又导致投资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这就形成了经济繁荣（高涨）阶段。但是，由于实际消费趋势和储蓄趋势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接踵而至的“校正”必然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直到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暴露之后，人们才开始对错误的投资进行系统地清理和调整，这就是每次繁荣之后紧接着出现衰退的内在原因。米瑟斯认为，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的循环问题，政府必须放弃对货币的干预和控制，必须取消中央银行和政府对货币印制和发行所拥有的垄断地位，由金本位制以及在金本位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由的、竞争的银行体系来取代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地位。
二
　　同几年前的卡尔·门格尔一样，当时正在从事货币理论研究的米瑟斯也相信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已迫在眉睫。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从此灭亡了。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高奏凯歌。匈牙利经历了一场由贝拉·昆领导的短暂的共产主义试验。在德意志帝国，直到政权最终落入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改良派手中之前，许多地方出现了共产党人接管政权的事件。维也纳也面临着共产党人政变的威胁。但是，米瑟斯并没有被吓倒，他与奥地利最大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欧根·冯·波姆－巴威克研讨班的同班同学奥托·鲍尔进行了数次彻夜长谈，终于成功地说服了鲍尔和他领导的政党放弃了政变的企图。米瑟斯的家乡奥地利终于免遭了一次共产主义试验的命运。当时，奥地利的前途掌握在鲍尔手中，他将按照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给奥地利发出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呢？还是跟随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走上一条改良的道路？米瑟斯在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应该走哪条道路。他说服鲍尔相信，在1918年至1919年之交的冬天，如果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政变，势必会在短期内归于失败。奥地利的生活必需品依赖进口，而生活必需品进口所需的雷里夫贷款又是由战时的敌国提供的。维也纳的粮食储备最多只能维持八至十天。协约国可以在任何时候毫不费力地以中止粮食供给的手段迫使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屈膝投降。如果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政变，就会发生饥荒和抢劫，维也纳就会陷入血泊之中。鉴于这种形势，鲍尔决定“出卖”他的理想，走一条温和的改良路线。米瑟斯的劝诫获得了成功。然后，他就把主要精力用来争取结束通货膨胀的局面。但他也无法制止奥地利货币的急剧贬值。然而，1922年克朗最终被稳定在14000个纸币克朗兑换l个金币克朗的比价上，显然要归功于米瑟斯的影响和努力。因此，奥地利免遭了德国同期所经历的天文数字般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崩溃的不幸命运。
　　除了从事以上实际政治活动之外，米瑟斯还继续他的理论研究。1922年，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公有制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问世。这部著作的核心要点曾首次在他于1920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文中论及。米瑟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的论断。他指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源和土地在内均属公有，既不能买，又不能卖，因此，不存在着由于短缺而形成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就无法进行成本核算，更无法进行成本和收入的比较。社会主义并不像它的信仰者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更多或更好的计划”。而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意味着混乱，由于这种制度不具有任何合理的、可以用计量表示的计划和商业行为规则，它必然会导致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持续不断的错误判断，造成资本的扭曲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米瑟斯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在《公有制经济》一书中阐述了国家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方式，进而在他于1927年发表的《自由主义》一书以及1929年发表的论文集《关于对干预主义的批判》中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合作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开创性地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可行的“第三条道路”。
　　在所有的干预主义制度下，尽管名义上仍然保留着私有财产和私人企业，但是，国家拥有“纠正”企业经营活动的职权，可以随时不断地干预市场，其结果不是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老路。这是因为，每一项对市场实施干预的措施都会制造并产生出更多的、人们本想通过干预措施来解决的同类问题。例如，国家采取有利于穷人和失业者的收入再分配措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更多的贫困潦倒的穷人和失业者，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国家不得不再次提高救济金，扩大救济范围，最终的结局不是全面废除私有财产制，就是不得不减少乃至停止发放救济，两者必居其一。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它预定的干预目标。
三
　　早在米瑟斯提出他的货币理论时，就己经确立了他的历史地位，使他成为了门格尔和波姆的杰出继承人。此时，他又以其《公有制经济》这一新著闻名于全欧洲。正是由于此书的影响，整整一代年轻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威廉·罗普克、伯尔梯尔·欧林、莱昂内尔·罗宾斯才先后由原来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和理论家。
　　波姆－巴威克於1914年逝世，弗里德里希·冯·威赛尔在战后不久离开了维也纳大学，格吕贝尔迁往法兰克福。他们的离去使维也纳大学原有的三个讲授国民经济学的教授席位相继全部空缺。许多人都期待着米瑟斯能够获得其中的一个教席，而且他本人也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比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更值得追求了。但是，他早已看出，他在奥地利或德国获得一个正教授职位的愿望是注定无法实现的。主要有三个不利因素，其一，米瑟斯是犹太人，由于战败的后果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奥地利同德国一样，仇视和排斥犹太人的风浪日甚一日；其二，米瑟斯是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自由主义的最后残存的一点影响被摧残殆尽，人们纷纷转而热衷社会主义（其中一些人信仰社会主义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信仰社会主义的右翼——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其三，米瑟斯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坚决拒绝向所有与他的理论和观点不同的人作出妥协和让步，而充斥了共和思想的维也纳大学需要的却是善于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米瑟斯当年的两个学生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和弗利茨·马赫鲁普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谈到，由于米瑟斯在学术上成果卓著，在上述三个原因中，只有其中的两个因素导致了他的谋取未获成功。后来，维也纳大学聘请了其他几位二流的、毫无影响的、但颇知迎合时尚的人接替了这三个教授的教席。
　　直到1934年离开奥地利为止，米瑟斯不得不靠从事一些与科学研究无关的职业维持生计。作为工商行政事务管理局的项目专家，他每天都与当时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打交道，特别是处理一些有关财政、金融、信贷和税务政策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拟写报告和鉴定，作为奥地利派往一些国际组织、委员会以及代表团的代表参与国内外众多的谈判，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咨询等等。这段时间的科研成果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
　　令人惊异的是，米瑟斯除了完成了大量的、多得出乎人们预料的学术著作的写作之外，还从事了内容极为广泛、富有成果的教学活动。作为维也纳大学的兼职讲师和不拿薪金的副教授，他几乎二十年如一日地定期举办经济理论研讨会。他的教学成果日积月累，一年比一年增多。米瑟斯教学活动的成绩越大，教研室主任，待别是施潘和迈耶尔就越嫉恨，并且把这种嫉恨变成了对米瑟斯的学生们的歧视。只要哪位学生正式报名选修米瑟斯的课，那么他在考试中准难逃过穿小鞋的厄运。因此，米瑟斯的博士研究生和进修生门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他们所面临的人为制造的麻烦和歧视。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减少米瑟斯的魅力和影响，他举办的研讨班总是场场爆满，唯一的区别是绝大多数学生报名参加时都巧妙地填写“非正式听课生”的栏目。
　　米瑟斯教学活动的重点在校外，即在他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办公室里定期举办“私人研讨会”。从1920年到1934年离开维也纳前往日内瓦为止，每两周举办一次，从不间断，二十多位定期与米瑟斯聚会的研讨会参加者大都是他很器重的青年学者，他们都是来自几乎所有学科的代表，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并且掌握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要看一看这些人的名单就能知道米瑟斯及其研讨会的意义。当时绝大多数参加研讨班的大同米瑟斯一样，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研的学者，几乎所有的人后来都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远离奥地利之后，成为闻名遐迩的科学家。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尔、奥斯卡·摩根斯坦、保尔·罗森斯坦－罗丹以及理查德·冯·施特利格尔成为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米瑟斯的研讨会在维也纳出名之后，当时负责米瑟斯与莫利兹·施利克领导的“维也纳交流圈”之间联络任务的腓利克斯·考夫曼后来成为一名著名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深受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的阿尔弗雷德·舒茨成为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埃里希·伏格林成为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卡尔·门格尔——门格尔的儿子，成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这种现象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正如弗里茨·马赫鲁普所说的那样：“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出现过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国际知名学者的科研小组。”这个含金量极高，而且经常因著名的外国学者造访而获得丰富信息的学术圈子，在米瑟斯的领导下，聚到一起无拘无束地讨论国民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以及人类行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中心问题，前来造访的著名外国学者有约翰·V·范西克尔（洛克菲勒基金会），霍华德·S·埃利斯（伯克利）以及莱昂内尔·罗宾斯（伦敦经济学派）等等。研讨会从晚上7时持续到大约晚上10时，随后大多数参加者同米瑟斯一道去“安科拉·维尔德”饭店夜餐，然后再前往“艺术家咖啡馆”，在那里以非正式的形式继续讨论，通常持续到次日凌晨才结束。
　　此外，米瑟斯还参加了维也纳“国民经济学会”，并通过在这个学会的活动中发挥其影响。学会的核心成员是他举办的私人研讨会的参加者。米瑟斯任副会长，他的杰出领导才能使学会的工作获得了巨大动力，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他和他的朋友们完成的。这个同样是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活动的国民经济学会的会员范围明显比私人研讨会出席人的范围大得多。学会会员或来自国外的客人们参加该学会举办的会议，通常是先作学术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先后前来参加讨论会和报告会的外国客人几乎包括了国际上所有的一流经济学家。
四
　　尽管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奥地利仍然继续滑向了可怕的深渊。对此，米瑟斯不抱任何幻想，他清楚地知道，虽然他也许能够推迟毁灭的进程或可以阻止零星的、更可怕的事件的发生，但他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本想做一名改革者，但我却变成了一位崩溃的历史记录员。”
　　米瑟斯曾在战后成功地使奥地利避免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能带来的灾难，而且也为奥地利1922年成功地实现金融稳定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他却无力制止国家持续不断地滥发货币和漫无止境地扩大信贷范围，更无法阻止政府日益顽固地转向干预主义政策的进程。
　　大量的理论研究使米瑟斯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每一项干预行动都是破坏性的，原想通过干预政策来克服的问题不但不能得以解决，反而还会带来更多同样的问题。实行干预主义政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一步一步地走向社会主义。有鉴于此，他判断，奥地利政府推行的政策是造成资本不断扭曲的原因，在这一研究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并且指出，信贷规模一旦扩大到超出实际储蓄量的程度时——或者把利息率降低到储蓄显示的市场利息率的水平之下时，光是会形成投资繁荣的现象，但接踵而至的就是纠正性收缩，最终不得不以经济衰退告终。作为著名的货币专家和金融（银行）专家，米瑟斯多次收到各大银行邀请他参加银行董事会任董事会成员的聘书，但他在1921年以前对这些邀请均予以谢绝，因为这些银行没有保证他们将采纳他的建议。嗣后，信贷规模扩大到他认为所有的银行都不再具有偿还能力的程度。弗里茨·马赫鲁普写道，早在1924年，米瑟斯就预言，地产信贷银行和当时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的信贷银行必将土崩瓦解。他的预言是准确的，这两家银行终于在1929年和1931年初先后破产。1927年初，米瑟斯创小了“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并聘请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任该所所长。1931年，海耶克去英国之后，由奥斯卡·摩根斯坦继任所长职务。由米瑟期倡导，海耶克、摩根斯坦以及哈勃勒尔等人付诸实施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论证了国际性的信贷规模过大和资本扭曲的范围和程度。而此时此刻，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被眼前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例如，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就宣布：一场持续不断的、不可阻挡的经济高潮即将到来。与此相反，米瑟斯和海耶克却预言，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事实果然如此，1929年果真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基于对经济发展趋势及严峻形势的预测，1927年，米瑟斯也同样坚信奥地利正在走向深渊。自1922年以来，在奥地利执政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大德意志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是在野党。但政治权力的重心掌握在各州的州政府手中。社会民主党人是奥地利最重要的州和首都维也纳市政府的绝对统治者，下奥地利州和施泰尔马克州是两个第二重要的州，均由基督教社会党和大德意志党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掌握了工会、联邦铁路、邮政和电讯管理权。该党拥有自已的党军和卫队，这支军队拥有机关枪和轻型炮兵武器，其人数超过了政府正规军的三倍以上，还拥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恐怖机构，他们肆无忌惮地行使看“街头权利”。米瑟斯预言，作为对社会民主党人恐怖行为的反应，纳粹党必将崛起，并将最终夺取政权。因此，他反复警告他的学生们，政治流亡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到他们每一个人头上。
　　果然不出所料，1934年初，社会民主党在同家乡保卫团之间的一场公开内战中被打垮，该党的领袖被驱逐出境。同年7月，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这位自1932年以来担任奥地利总理的基督教社会党的政治领袖——在纳粹党人发动的一场未遂政变中被人谋杀。自从纳粹党在德国攫取了政权以后，多尔弗斯利用粉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时机，将他的权力迅速扩大到非常的程度，并藉此建立了一个专制的等级宪法制度。在墨索里尼支持下，他曾试图阻止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企图。然而，当奥地利—意大利同盟于1938年3月破裂之后，希特勒就迅速吞并了奥地利。德国人进军维也纳的当天晚上，纳粹党人就冲进了米瑟斯在维也纳的住宅，没收了他的图书馆以及所有的文件和手稿。米瑟斯本人因离开了奥地利而幸免于难。许多及时得到米瑟斯提醒的学生也同样在此之前就迁往异国他乡。实际上，在奥地利被吞并之后，几乎所有的米瑟斯圈内的成员都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五
　　1934年初，正当家乡保卫团与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街垒战发展到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米瑟斯收到了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经济关系学院邀请他担任该院1934一1935学年的国际经济关系专业客座教授的邀请信。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邀请。直到1338年奥地利被吞并为止，他一直与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保持看联系，并且经常回维也纳处理一些公务。然而，从他的学生和朋友们唱着悲伤的歌伴送他迁往日内瓦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永远告别了奥地利。后来，他在日内瓦的教学合同被延长，因此，到1940年流亡美国之前，他一直住在那里。由于完全摆脱了日常琐事的纠缠，在日内瓦的那儿年是米瑟斯最幸福、成果最丰富的几年。在威利安姆·拉伯尔德和保尔这两位学院的领导人以及威廉·罗普克，路易斯·鲍丁、古克里尔莫·费莱罗，还有他在孩提时代就建立了亲密友情的汉斯·克尔森等志趣相投的学术圈子里，米瑟斯可以无拘无束地从事他的科研工作。
　　1933年，也就是在移居瑞士之前，米瑟斯发表了题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论文集。这是一本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系列论文集。在这些论文中，他首次系统地研究并提出了如何根据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表述经济学问题，经济法规问题以及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他后来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著作，恃别是1957年发表的《理论与历史》这一哲学杰作以及1962年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经济学的根本基础》，其基本观点都来源于这部论文集。
　　历史主义和传统至上主义断然否定经济法则的存在，并且认为，人类社会只有历史，舍此之外，别无它物。此外，实证主义的出现以及由卡尔·波普尔提出的所谓“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也形成了新的挑战。没有任何人像米瑟斯那样了解这种挑战的意义了。“维也纳学派”，或者更精确地说“施利克的圈子”是实证主义者的中心。米瑟斯的弟弟理查德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名重要成员。腓利克斯·考夫曼则既是“米瑟斯圈子”的成员，又是“施利克圈子”的成员，他经常把施利克圈子里的人带到米瑟斯举办的私人研讨会上做客。施利克的学术圈比米瑟斯的学术圈要小一些，起初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自从这个学术圈的绝大部分成员流亡到盎格鲁撒克逊的英美等国之后，实证主义哲学才开始引人瞩目，其影响历经数十年而不衰，至今它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与历史主义不同的是，实证主义并不否认经济法则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认为，经济法则只有两种表述方式，其一，任意（随机）作出术语规定，采用各种同义反复的方式对经济现象进行推导分析，这种表述形式没有规定某些前提和假设，因此，它不包含任何经验分析的成份。其二，以经验和现实为根据的表述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规定前提和假设的情况下才具有实用价值，因此，采用这种形式来表述经济法则时必须不断地用经验来加以检验和证明。（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经济学要么变成一种毫无意义、毫无实用价值的数学游戏，要么变成一种“经验性的经济分析手段”或者变成“社会学的不完整的技术手段”，实证主义的这一观点与历史主义极为相似，它们均认为，经济理论和经济历史这两者之间没有系统的区别；经济历史是测验所有经济理论的须臾不可缺少的基础和试验场）。
　　同其他绝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米瑟斯认为，用历史主义，尤其是实证主义及其错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从事经济科学的研究是不恰当的，因此，他驳斥了实证主义，并且指出实证主义理论是错误的。
　　人们也许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范畴内的立足点是可靠的。但是，如果把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引进经济学范畴，必然会产生全面的错误认识（几乎所有的实证主义的领袖人物，包括波普尔在内，都是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或自然科学家，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实证主义者所观察的仅仅是一些典型的、最基本的经济现象：其一，无论何时每个人都希望占有更多的财富，即，在财富的多寡之间作出选择时，每个人都愿取其“多”者；其二，每一次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货物交换都是对交换的双方有利的（否则这种交换就不可能发生），而且双方都认为，被交换的商品或劳务是“不平等的”（与付给对方的商品相比，双方更喜欢通过交换而获得的商品）。同时，交换的双方都声称在交换过程中给予了对方优惠（即双方均对自已的商品的价值实行高估，与此同时，对另一方的商品价值实行低估）；其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形成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其四，人为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若高于市场形成的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失业率的增加。对于波普尔之类的实证主义者而言，以上经济现象的表述要么是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要么就是内容丰富的、可以用经验加以证明的假定或假设。但是，实际上这两种表述都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这些现象所反映的只是明显的事实（它们并不是任意的术语规定，因此，不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是不用假设就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导致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或者反之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以及加剧相对贫困化等问题，人们既不能“尝试”，也不能“测试”。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绝不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只会造成更高的失业率和更严重的贫困现象）。上述现象的表述准确地说明了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的门徒们认为不可能或不能科学地阐明的问题，即非假设性的现实认知。按照康德的术语来表述，即先验的真实的综合判断。
　　然而，米瑟斯并没有对此满足，他继续向前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将经济学拓展成为一种十分清楚的演绎科学。一切真正的经济学原理的出发点都基于一个公理，即人们在其行为过程中都追求某种特定的目标，他们在若干个较高或较低的目标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即作出择优选择），以便使他们主观想象的利益（即幸福）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得到满足。毫无疑问，这一公理真实的，不论是否认它的人或反对它的人都不得不按照这个公理办事。同公理具有非假设性、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的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中演绎和推导出来的表述也具有非假设性、先验性和真实性。以经济法则中的基本理论之一边际效用理论为例，它从上述不容置疑的经济现象的表述中逻辑地推论，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相同，即他在任何时候都会对能更满足其愿望的事情作出择优选择。边际效用理论还假定，在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前提下，人们为了增加另一种货物单位，必须使自己储存的货物变成可以实行交换的单位，通过交换而获得的新的货物单位可以满足再增加这种原有的货物储存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即边际效用递减定理）。如果认为这一定理需要用假设或经验来证明的话，那么，这种看法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一种智力紊乱的表现。这一定理的真实性是不可否认的，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不可能来“测试”这一定理，而仅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以历史上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一定理的有效性。
　　在日内瓦任教期间，米瑟斯每星期只有两节课的教学任务，加上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他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1940年他发表了《国民经济学：行为与经济》这部他的主要著作。米瑟斯运用了他在认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人的行为为出发点，逐步归纳和发展了他过去在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社会制度理论等方面的科研成果，从而创立了完整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六
　　到此时为止，米瑟斯在国民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已达到无人攀越的顶峰。然而，这些丰硕的成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他的著作发表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只到大约十年以后，随着他的著作《人类行为》的发表以及1949年一部用英文重新扩展编篡的《关于经济学的论文》的发表，米瑟斯的国民经济学理论才开始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
　　自1939年以来，欧洲处于战争状况之中。1940年，当他的《国民经济学》一书发表的时候，希特勒的军队正在向法国挺进，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两天之后法国政府投降。此时的米瑟斯感到他已处在敌国的包围之中，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再加上直通日内瓦门户的法国陷落。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夫人马尔吉特（她是一位丧失寡居的歌剧演员，米瑟斯长期向她求婚，1938年两人才结为伉俪）的催促，米瑟斯决定离开日内瓦，离开欧洲。
　　在当时纽约蔡斯·曼哈顿银行的高级经济师、米瑟斯的好友本杰明·安德森教授的斡旋和帮助下，米瑟斯夫妇获得了美国的长期移民签证。1940年7月初，他们夫妇二人乘汽车从日内瓦出发，后来，为了躲避正在向前推进的德军，他们同其他一些逃亡者一道，不得不选择危险的秘密小道昼伏夜行，从法国南部辗转前往西班牙，然后从西班牙转道里斯本，最后从里斯本前往纽约。
　　当他们于1940年8月初抵达美国时，米瑟斯已年近六旬。此时，他已是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他的重要著作《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和《公有制经济》已于三十年代中期被译成英文发表（英译本的书名分别是《货币和信贷理论》和《社会主义》）。此时，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二流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门徒”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在美国找到一个体面的科研位置，而当米瑟斯——这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家——来到资本主义的美国时，美国的各所大学和知识界却对他表示出一种毫不修饰的、无耻的无情和冷漠。
　　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美国从十九纪世以来越来越明显地走上了福利国家和干预主义政策的道路。自1913年来，美国实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联邦国家收入所得税，建立了联邦储备金（FED）制度，成立了中央银行以及确定了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地位。在二十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由联邦银行导演的货币和信贷的规模空前膨胀过程，最后以“大萧条”而告终。1929年，美国的失业率为百分之三，次年就高达百分之十以上。为了克服这次危机，在赫伯特·胡佛总统任期内，更多的却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以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为榜样，按照正宗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即，取消金本位制（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再次扩大货币发行量，扩大信贷规模，由政府控制物价和信贷发行规模，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采取充分就业措施，实行平等的收入再分配调整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税收，发行国债等等。尽管这一系列政策导致了明显的失败——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已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直到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失业率也从未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以下——但赋予这些政策以科学合法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在科学上的影响和势力达到了无人企及的程度。对于那些顺应所谓的时代精神，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妥协让步并鞠躬致敬的人，例如米瑟斯当年的学生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尔，弗里茨·马赫鲁普以及奥斯卡·摩根斯坦，所有科学殿堂的大门都敞开着的，哈勃勒尔当上了哈佛大学教授；马赫鲁普先是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摩根斯坦也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相反，像米瑟斯这样一位丝毫不向所谓的“新经济学”作出妥协和让步，并且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已有上百年历史的通货膨胀的错误理论的新翻版的著名学者，在美国的“一流”大学的眼中，是不可接受的。
　　此时，米瑟斯跌入了他个人生活的最低点。但是，他的意志力和知识分子的勇气依然顽强旺盛，他并没有被逆境摧垮。当时他住在贫民窟似的最简陋的房子里，依靠自己的积蓄维持生活，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这本胸怀坦荡、真实感人的回忆录直到他逝世五年之后才得以发表。直到1941年初，米瑟斯的境况才开始略有改善。通过他过去的学生约翰·范西克尔的介绍，米瑟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得到了一笔微薄的年度奖学金。后来，这个奖学金一直延长发放到1944年底。由于奖学金的资助，米瑟斯完成了两部著作的写作，即《万能的政府——极权国家的兴起和总体战》和《论官僚主义》。在《万能的政府》这一著作中，他分析和研究了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德国的崛起过程，揭示了纳粹党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资本主义主张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他着重强调了民族社会主义现象是德国传统的国家主义的继续。米瑟斯的这一著作是对后来信誉丧尽，但在当时却风靡一时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诺依曼（此时他正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出的关于民族社会主义是德国大工业家们为了从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的论点所发起的首次抨击。他在此间撰写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私有制经济的官僚主义——即以赢利为目的的，同时又受到亏损威胁的企业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与国家官僚主义——即依靠税收提供财政来源而进行的生产或劳务的管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同一时期内，由于纽约（时代）杂志负责经济政策的专栏“社论主笔”、美国著名的经济新闻记者亨利·黑兹利特的推荐，米瑟斯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世界经济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美国制造商协会的重视。应该协会的邀请，米瑟斯成为协会行动准则委员会的成员。他从1943年至1954年在该协会持续十一年的活动中结识了许多信奉市场经济的著名企业家。1945年，米瑟斯应邀到纽约大学（NYU）担任临时客座教授，从此，他又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1949年起，到以87岁高龄、作为全美国年资最高、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教授退休为止，他终于从一位临时客座教授变成了拥有终生的、全位置的客座教授。令人感到极为惊讶的是，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米瑟斯的薪水并不是由他执教的大学，而是由一家私人基金会——即威利安·福尔克基金会支付。尽管如此，或许恰恰因此，纽约大学始终把米瑟斯视为一位二流教授。
七
　　1949年，米瑟斯发表了厚达上千页的长篇巨著《人类行为》。在这部科学巨著问世之际，亨利·黑兹利特在为《新闻周刊》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写道，“简而言之，《人类行为》是一部有史以来最不妥协、最旗帜鲜明的捍卫资本主义的著作。如果有一本书能够阻止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专制主义在过去的年代里造成的意识形态泛滥成灾的状况的话，那么，《人类行为》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该著的前身是米瑟斯著写的《国民经济学》，由于时间的推移，《国民经济学》这部著作已经从德文的书市上完全消失，原书亦绝版，那位出版此书的瑞士出版商在印行了这部著作之后不久，就因战乱而破产。《人类行为》是一部难度极大的纯理论著作，它的问世无疑是出版业的一个巨大成就。尽管这部著作遭到了在美国各名牌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的激烈攻击和无情批判，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人类行为》不断地——至今仍然如此——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其发行量历经四十年而不衰，出版商除了印行了精装本外，还增印了简装本。
　　更重要的是，米瑟斯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科学精英层同欧洲的知识界一样，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具有浓厚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从政府的税收中获得资助和津贴，因此，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国家主义者。要想改变这种表面上看来无法阻挡的国家主义倾向，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地、不经任何中介或过滤地向广大读者全面地阐明这一事实。《人类行为》以其清晰明快的语言、系统的构思、以及米瑟斯特有的、对人类行为学中的公理演绎法的运用，逐步深入的逻辑论证，圆满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人类行为》的读者范围以及因这部著作的影响而变成米瑟斯主义者的人们，从当年到如今，包括了所有社会阶层和处在各种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学者、大学生、企业家、牧师、记者、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家庭妇女。后来，这部著作被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中文和日文。米瑟斯和他的《人类行为》这一著作的影响范围从一国扩展到全世界，从而形成了一场以“奥地利学派”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国际性的知识分子运动。
　　《人类行为》一著的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和《货币和信贷理论》这两部著作在五十年代的再版和发行量的扩大。1957年，米瑟斯又发表了另一部著作《理论与历史学——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解释》。这是继《人粪行为》之后他最钟爱的一部著作。在该著作中，米瑟斯再次深入全面地阐述了经济学、经济法则与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及其对世界的解释这两类学科之间的关系。他把经济学和经济法则视为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真实的陈述以及一种不容置疑的预言。把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及其对世界的解释称之为是一些建立在对行为意义（Handlungssinn）的“理解”（这个理解是W·迪尔泰斯和M·韦伯定义的理解）基础上的，始终“只有”非先验性的真实陈述，并且不断提出“单纯的”推测性预言的学科。米瑟斯在此韦中阐述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受到了系统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批判。六十年代初，米瑟斯的《自由主义》和《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两部著作的英译本在美国发表。1962年，年愈八旬的米瑟斯又发表了他的新著《经济学的根本基础》，从而在哲学领域内完成了他对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理论的最后一次清算。
　　米瑟斯在撰写以上著作的同时，还非常活跃地从事教学工作，应邀作专题讲座、报告等等。1948年底，他再次发扬了他在维也纳举办私人研讨会的传统，开始在纽约大学每周举办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从此，他二十多年坚持不懈地举办这个研讨会，直到1969年才因年迈体弱而停止这项学术交流活动。“经济理论研讨会”的参加者既有正式大学生，也有非正式的听众。居住在纽约附近的一些米瑟斯的崇拜者，如青少年和退休老人，企业家和家庭主妇，新闻记者和法律学家，成果卓著的学者或即将成名的学者都纷纷与会，济济一堂。与维也纳时期相同的是，后来从纽约研讨会的圈子也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家。其中有如今在纽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伊斯雷尔·柯茨勒尔；如今在内华达大学当经济学教授的大名鼎鼎的默里·N·罗思巴特；有“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米瑟斯的继承人拉斯·维加斯。当年以中学生的身份闯进米瑟斯的研讨会、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教授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如今已是历史学家的拉尔夫·雷科教授是如此描述米瑟斯的魅力的：“米瑟斯具有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他阐述的问题像笛卡尔的学说一样清晰明了（他以深入浅出的语言，简单明了的例子来说明复杂的学术问题，只有真正的大师才能如此驾轻就熟）；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目光都充满了对理智的崇敬；他以礼貌、友好和理解的态度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初学者也依然如此；他的演讲充满了知识和睿智，幽默风趣，人们说，米瑟斯是一名在大都市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既像柏林人，又像巴黎人或纽约人，但更具有维也纳人的那种温文尔雅的特点。这一切都使我有理由说，我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结识了伟大的米瑟斯，他为我的一生树立了一个精神典范，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完美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典范在其他一些学者中间是永远无法找到的。与芝加哥、普林斯顿或哈佛等大学的那些才智一般的教授们相比，米瑟斯的水平无人能够超越（当然，用米瑟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教授似乎并不公平，因为他们与米瑟斯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
　　1947年，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和W·罗普克发起成立了由一批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国际性的学术组织——蒙·佩尔兰协会。米瑟斯也是该会的创始人之一。直至六十年代，他定期参加协会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年会。他满意地看到参加这一协会的学生和朋友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战后欧洲各国的最高领导岗位，其中，路德维希·艾哈德担任德国经济部长；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和W·罗普充任艾哈德的顾问，路易基·艾纳乌迪成为意大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雅克·吕埃夫担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经济顾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芝加哥学派”在蒙·佩尔兰协会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协会不断地向国家主义路线靠拢，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知识分子乐于妥协的弱点，这一切，使米瑟斯的失望感与日俱增。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对国家实行货币垄断以及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等政策的狂热捍卫者，他主张由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低收入补助，无保留地赞成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还竭力主张实行累进收入所得税税制，并以此作为调整收入的平均再分配的工具。米瑟斯对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学派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批判，他甚至当着众人之面毫无惧色地将他们斥之为一群社会主义的信徒。
　　1946年，一些私人捐助者为了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集资并赞助成立了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米瑟斯也是这个基金会的成员之一。基金会会址设在哈德逊河畔的一个名叫欧艾顿的乡村中，离米瑟斯在曼哈顿的住宅只有近一小时的汽车里程。他定期到基金会为大学生、学者、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经济学爱好者授课、作报告、举办研讨会，他坚持不懈地举行上述活动，历时长达二十年之久。此外，由于他与美国制造商协会的密切联系及与威利安·福尔克基金会之间的关系，请他到美国各地的基金会、协会、各种团体以及各大学作报告的邀请信如雪片般飞来。随着这些频繁的邀请和米瑟斯的杰出演讲，他的声望与日俱增，其演讲和报告的旅程从全美国的范围扩展到欧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
　　由于多年来患有重听耳疾，1969年，米瑟斯终于告别了他的大学讲坛。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的体力明显不支。1973年l0月l0日，结束了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度假旅行刚刚返回美国不久的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纽约与世长辞，享年92岁。
八
　　同他在奥地利的经历一样，在他的第二故乡——美国，米瑟斯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成功地改变政治发展的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向福利国家方向的转变进程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这一进程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发展较快，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发展较慢。但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其发展方向总是相同的。与当年在奥地利（包括德国在内）的情况不同的是，米瑟斯成功地使“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美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该学派的成员不单由科学家组成，而且还包括许多并非从事科研工作的普通群众。在各种流行的学术模式的兴盛与衰败的不断更替之中，奥地利经济学派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始终昂首挺立，成为思想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在他逝世的时候，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一致公认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这位奥地利人——是彻底的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意志自由和保守主义运动及文化运动的杰出的知识领袖。这场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意志自由和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及文化运动最初发韧于反对罗斯福的“新政”，主张维护美国的自由传统，即“古典的保守主义”（OldRight）。它使许多美国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米瑟斯是他们公认的领袖。
　　米瑟斯逝世之后，这场曾经由他领导的运动经历了多次波折。同其他大部分西欧国家一样，从七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首次出现了滞胀现象——即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而以往通常是通货膨胀之后紧随而至的是紧缩信贷，因此导致萧条）。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凯恩斯认为，通货膨胀恰恰是摆脱萧条的手段！因此，到那时为止，几乎在所有美国一流大学中具有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而且至今仍未从这一危机中恢复过来。1974年，在米瑟斯逝世一周年后，海耶克因在发展米瑟斯——海耶克经济周期理论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米瑟斯的逝世以及海耶克获诺贝尔奖这两个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更大兴趣。学术界重新开始尊重并研究在凯恩斯主义鼎盛时期他们曾经置之不理或曾经遗忘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许多基金会明确表示它们愿意承担有关资助项目。有关“奥地利学派”的大型研讨会不断举行，这方面的著作成堆成捆地发表。米瑟斯当年的一些学生，后来改换门庭投靠凯恩斯学派的知名人士，如弗利茨·马赫鲁普和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尔再次易帜，宣布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或传人”。
　　七十年代末，尤其是里根总统的任期开始以来，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再次下降。其间，“芝加哥学派”取代了凯恩斯学派的地位，成为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学派。为了在里根政府内谋得一官半职，一些原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以及从该学派得到好处的人开始同米瑟斯的思想体系、同奥地利学派的人类行为学的科学方法论分道扬镳：海耶克——这位“适度的、有节制的福利国家论”的拥护者——认为，波普尔的学说以及反理性主义是可以接受的，米瑟斯“太极端”，“太武断”，“太理性主义了”，必须将他作为“反动分子”从运动中开除出去。
　　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为了回击这种卖身求荣的行为，米瑟斯多年的学生默里·N·罗思巴特领导了一场思想抵抗运动。早在米瑟斯仍健在的1962年，罗思巴特就发表了《人、经济和国家》一书，这部著作奠定了他作为米瑟斯精神遗产的继承人的地位。米瑟斯为这部内容丰富、全面的著作撰写了书评，并且给予最高的评价。此后，罗思巴特又发表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和数不胜数的学术论文，因此，在学术能力和学术实力方面奠定了他本人同他极为尊敬的米瑟斯之间不相仲伯的地位。在罗思巴特的帮助下，米瑟斯的崇拜者、新闻记者卢埃林·H·罗克韦尔于1982年在亚拉巴马的奥本大学建立了一所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研究所，该所的全部建所费用和活动经费均由私人捐助。研究所通过它的一系列活动，如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教学研讨会、资助奖学金生、出版书籍、发行学术杂志和通俗刊物等等，为人们创造了学习和倾听自由社会思想的场所和机会。研究所再次出版了米瑟斯在几十年前发表的著作《自由主义》。在这部任何时候都具有现实意义的不朽著作中，米瑟斯明确无误、言简意赅地指出，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是人类的道德伦理和经济繁荣以及人类幸福的基础；政府的唯一职能保护私有财产、私人产权以及实行与此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政府既不能干预和“纠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也不能干预和“纠正”国民教育以及教育事业，政府不应当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随时并任意地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必须贯彻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在国际范围内实行金本位制。
　　上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由米瑟斯发起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入普及、更富有影响力。米瑟斯的全部著作目前都在重新印刷和出版过程中，他的新著《论文集》也将问世。许多米瑟斯主义者目前正在美国的众多大学执教，很多经济学家都把奥地利学派作为自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大学生们对以米瑟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习兴趣也在持续、快速地增长。奥地利学派——米瑟斯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今，它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以及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不可忽视的知识力量。米瑟斯早就准确预言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由于社会主义在东欧的迅速、急剧的虚脱而得到证实，这一点，更增加了奥地利学派——米瑟斯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末行将到来的今天，尽管米瑟斯预测的美国和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征兆越来越明显尖锐，但是，他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获得全面的胜利。正如他为1962年在美国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撰写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我在二十五年前试图将以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原则闻名于世的社会哲学作一个归纳和总结的时候，我并没有奢望我的这些论著将能阻止由于欧洲各国公开奉行的政策所导致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灾难。我仅仅是想借此为那些正在思索的少数人提供一个学习古典自由主义的目标及其作用的机会，以便使人们在经历了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和崩溃之后，为重新树立自由的精神铺通一条道路。”
汉斯-海尔曼·赫柏
朗朗文库·哲学卷·自由主义[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