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西各家各有礼
　　现在甭管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都爱聊聊历史，历史进入新纪元，老百姓生活好了，也爱在茶余饭后找个小板凳儿，坐在旮旯胡同里拉个老邻居唠唠；研究学者们就更甚了，“一家之言”层出不穷，历史要是个蛋，你就看吧，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中国的、外国的，是个缝就有叮的。被叮得最狠的是古代史，那时候有点名气的王孙贵族，祖坟说让人盗就盗了，一来二去这古代史的研究也就没什么禁区了，一拍电视剧没有几个不歌颂皇上的，歌颂得都让人恶心了，也就这个世界史变化最大。很多搞历史研究的都有英美留学背景，大都是英美访问学者，你说你要没到英国、美国留过学，做过访问学者，你回来评教授你上哪儿评去，所以很多人的史学观点都是倾西方的。咱们现在的史学观点基本上还是受苏联影响。
　　所谓世界近代史基本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改革、壮大，影响到全球这样一个历史。这里我们先来说说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假如今天来了一个火星人，问咱们处在什么阶段，那该说什么阶段？是资本主义阶段，不能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那是就在咱这块地儿，除了咱们这一亩三分地哪儿都不认。世界史就是讲资本主义发展的，除了资本主义，还有两条线索 —社会主义和民族革命。这个民族革命就是民族主义，世界史就是这三条基本线索。那么咱们首先就来看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
　　首先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
　　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之前肯定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欧洲的出现，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学完了中国历史，也学完了世界历史，应该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发展是这样的，西方的发展是那样的，根源于什么？是什么决定的？为什么制度不同？为什么会思想不同？为什么会生产不同？原因是东西方的生存环境是不一样的，其实原来很多学者都这么认为，但是那会儿都认为这是属于地缘政治学说（地缘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地理学中创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核心理论。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学家哲伦（1864—1922）在所著《论国家》（1917）一书中提出。他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就不予采纳，在他们看来，只有资产阶级才会这么主张。
　　无忧无虑做“宅男”
　　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文明从远古一直发展到近代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又叫大河文明，或者叫大陆文明。你看中国的地图、地形图，中国的特点是四周封闭，内部广阔，江河淮汉，水利资源发达，内部平原广阔，当时的人口又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精耕细作，就没有出去的必要。
　　你说没必要，其实就是想出去也出不去。咱们东边是浩瀚的大海，你看那个天气预报，渤海浪高米，渤海就米，那还是内海呢，就米，那黄海得多高啊，光浪高就米，那还得了吗？东边是大海，我们出不去；北边是俄罗斯， 中国的北方是蒙古，中国北方要是西伯利亚就好了。清朝的时候是西伯利亚，蒙古戈壁，出不去。中原王朝跟匈奴、蒙古也好打仗，最远到了今天蒙古国境内， 那个时候说燕然乐明在燕然山立碑。燕然山就是蒙古国的内杭爱山，没再往北去过，出不去大戈壁你去干吗去？军粮运输给养都跟不上，所以北边更不去。
　　南边是两广、海南岛。今天那个地方挺牛的，尤其海南不得了。海南一直到明朝都是充军的地方；清朝一般往北，黑龙江宁古塔（02 据《宁古塔记略》载：相传兄弟六人，占据此地，满语称“六”为“宁古”、“个”为“塔”，故名“宁古塔”。 今为黑龙江省海林县旧街镇。）；像宋朝因为不杀大臣，因此对他们最大的处罚就是岭南过海，向海南岛流放，去玩儿去吧。蛮荒烟瘴，瘴气迷漫，原始森林，蛇虫出没，一般中原人是不敢去的。
　　西边有青藏高原，今天你上去都得吸氧，更甭说那个时候了。唯一的路上通道是新疆的丝绸之路，所以你看历代的中原王朝为什么苦心经营西域？西域都护、安西都护、北平都护，这是中国路上对外交通的唯一通道，只能走这条道。随着那个地方的气候的恶化和沙漠化，那条道渐渐断了，楼兰（西域古国名，约在今中国新疆罗布泊西北岸。）、康居（西域古国名，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乌孙古国（乌孙是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民族之一，乌孙的首领称为“昆莫”或“昆弥”。）全都淹没在滚滚黄沙当中，再加上安史之乱之后，那个地方被少数民族占领，等于中原王朝的近况越来越封闭。
　　所以咱中国是这么一个特点：四周封闭，中间够大，足够我们折腾，如果说中间地儿不够大，再封闭也得出来。现在的地儿够大，所以中国人不愿意出去折腾，我就宅着挺好的，然后一代一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造成的结果也不能说完全落后， 应该说我们比较安分，要不然尼克松说当中国领导人最幸福了，因为中国人最安分守己、吃苦耐劳、任劳任怨。
　　海盗也疯狂
　　西方文明起源于海洋，是海洋文明，或者叫海岛文明。欧洲文明起源于海岛，克里特岛，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希腊青铜时代晚期的文明，因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城而得名。）。小岛上产点橄榄，种点葡萄。橄榄油也好，葡萄酒也好，天天能为这玩意儿活着吗？需要进行交换，我要吃、我要穿，我得拿我的橄榄油、葡萄酒去换，所以它是商业文明，而且老天爷给他们这个地儿非常好，他们在地中海里。
　　地中海是个陆间海，欧亚非三洲环抱，你听说那里发生过地震和海啸吗？真的没有。
　　我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都看过地中海，你眼睛盯到天的尽头了还是风平浪静，水波不兴，所以这样的条件当然是非常便于航海，弄一个独木舟就出去了。咱们这儿渤海浪高米，你什么时候能出得去？用楼船？要破浪那得是猛冲巨舰，一般小船根本不行。要扬帆出海去进行交换，东西都交换完了还是不够吃，那就抢呗。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商人，也可以说是海盗。人家可不觉得海盗有什么可耻的，你看英国人家里供着祖先的画像，这手一个铁钩子，腿上一个木棍，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什么什么爵士，伟大的什么船长，特自豪。你们家能把这样的爷爷供上吗？这是我爷爷的爸爸，湘西缴匪被解放军击毙了，你绝不敢这么说。我问你爷爷是土匪吗？你得跟我急，你爷爷才是土匪呢。甭着急，你甭说他不是，真是的话他也不承认。
　　从西方的商业文明比较到今天的工业文明，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的精神：冒险、开拓、对财富的渴望。中国所有作死的玩意儿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吗？什么蹦极之类的，中国人自己绝对不敢干这个。太疯狂了！好家伙，大桥一百多米，系根绳子跳下去……这玩意儿，除非后面有人踹我一脚，否则拿枪逼着我也不下去，真要拿枪逼着我，还不如就干脆抠扳机给我一个痛快，我万一摔下去没死怎么办？
　　纠结的“南辕北辙”
　　中西方人有这样一个观念差异，如果没有好处，绝对不会轻易搬家，你说我搬家了，从北京去上海，为什么？上海给的房子大、工资高，我才去。要是在北京待烦了，去上海，北京三居室，工资一月八千，上海一居，工资一月五千，你要去上海，那说明你大脑短路了。中国人绝对不会干这个事，外国人他就可以。这份工作特别好，但是我干烦了，不想挣这份钱了，我就可以不干了。外国人挣俩花仨，今天挣了钱，明天就玩儿去，后天再挣。中国人绝对不敢这么干，中国人就是安土重迁。
　　再说，我们中国人从事农耕文明，生产经验是从哪儿来的？种地谁教的？爸爸教的。你爸爸跟谁学的？跟你爷爷，跟他爸爸。农耕文明的生产经验来自于传承，所以中国人的骨子里就有一种服从的基因，在这样的遗传基因下，最适合产生什么？专制！不喊万岁就不知道怎么活了。除了服从还是服从，你不这么干就不行，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另外像中国古代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水利灌溉，在中国古代生产力那么落后的情况下大规模兴修水利，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大禹为什么能称王？他治水，划天下为九州，等水一治好，他京允从酋长变成国王了。所以说，中国的第一个国王是因为治水产生的。你想历朝历代的中原王朝治理黄河，治理这儿，治理那儿，一上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很堆想象这东西能做成，包拒隋朝大运河，二百万人干这个，长城几百万人去修，所以中国这块土地必然产生这幸专制和集权。
　　反过来看欧洲，主要是商业文明，商业文明首先就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咱俩交换，你漫天要价，我坐地还钱，凭什么你一口价？咱最好等价交换，你价出高了，我可以不跟你换，我跟别人换去，咱俩是平等的，他们特别注重人与人的契约关系，不能骗人，骗一回人就失信了，下回不跟你换了，你就天天涂橄榄油，喝葡萄酒吧，不给你麦子了，看你小子怎么活。
　　再有，欧洲大部分是小城邦国家，小国寡民，全国总共一万多人，有条件实行民主。像稚典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公民大会，只要是雅典公民都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机关。妇女不行，奴隶不行，外邦人不行，但是本国本邦的成年男子就一万多人，大家坐在一面山坡上就够了，开会就嚷嚷，刘消大谁就撇了。咱们修国家大剧院，同意吗？不同意！好！吹了，不修。所以他们可以实行直接民主，再到现在的代议制民主，通过议会。所以中国跟西方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归根到底是生存环境决定的，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生产方式的差异，生产方式的差异就决定了以后的一切一切，比如说思维方式、文化方式，政治制度等差异，所以资本主义曙光首先照耀了欧洲—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而不是在文明比他高得多的亚洲，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