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空之下，英雄城外，宗山巍峨挺拔。
“阿佳，阿佳，欢迎你到英雄城。来，跟我们喝一杯！” 一个身穿藏袍、剽悍而强壮的男人一手举着玻璃杯，一手向我挥舞不止。
我知道他在叫我，因为“阿佳”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姐姐”。我不由停住脚步。那男子正和七八个同伴坐在树下的藏毯上豪饮，旁边是一堆东倒西歪的啤酒瓶。他脸上那不羁而憨直、热烈又欢快的表情，让我立刻醒悟：我回到了西藏。
“到了英雄城，不喝就不是英雄！来，喝一杯！”他端着酒杯的手指着前面挺拔的宗山。
我也指了指宗山，示意我要去那里。这已是我第九次进藏，所以深知，只要接过这杯盛情难却的酒，就一定得喝下，而且要一直喝下去，一醉方休，可惜我滴酒不沾。
那男子站起身，举着酒杯，朝我大步走来。我这回可做不了英雄，但无处躲闪。放眼望去，赛马场周围绵延开去的空地和树林里，到处都是江孜城和附近村子里的人搭的帐篷，还有从方圆几百里赶来的商贩建起的摊位，从堆成小山的藏北羊毛到香气扑鼻的台湾香肠，各种商品应有尽有。
这里是江孜老城边上的赛马场，江孜一年一度盛大的达玛节马上就要拉开序幕。“达玛”是跑马射箭之意，也是藏族人“过林卡”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地势开阔、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地方，搭起帐篷尽情玩乐。藏族人说，过林卡、喝茶、念经是他们最要紧的三件事。阳光灿烂的夏日自然是过林卡的最好光景。
帐篷后、大树下，一对对男女在谈情说爱，不时听到他们欢愉的笑声。他们大胆奔放、旁若无人，让我有点不好意思，赶紧从他们旁边挤过，朝宗山走去。
宗山不高也不大，但是平地拔起，突兀、险峻。山顶上的城堡依山势而起，层层叠叠，与陡峭的山岩融为一体，白墙红檐，把人们的视线引向碧蓝的苍穹。在蓝天的映衬下，它显得庄严、威武、壮美、神圣，犹如雪山的雄狮，守望着江孜大地。
宗，在藏语中意为“要塞”，也是旧时县政府的称谓，一般在山顶。江孜老城则围绕在宗山脚下，寺庙和民居一起簇拥着宗山，像一个家族簇拥着他们威武的首领。站在江孜城的每一条街巷，都可以抬头看到宗山的雄姿，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不同侧面的巍峨形象，城与山就这样和谐地成为一体。
但是，江孜的宗山不仅仅是江孜人的骄傲。 一九○四年，英国军队从他们的殖民地印度入侵西藏，江孜百姓和军人在宗山上筑起炮台，用土炮、土枪、刀剑、弓箭，甚至放羊用的“古朵”抗击敌人，英勇抵抗长达六月之久。最后，英军炮轰宗山城堡，很多人宁死不降，跳崖自尽，“英雄城”江孜由此得名。电影《红河谷》使江孜人抗英的悲壮故事家喻户晓。宗山和山上的城堡也由此增添了许多英雄气概。
一九九一年夏，我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来到江孜。那时，江孜城里每一片树林、每一块空地，甚至十字路口，都有人在欢歌畅饮。在远离喧嚣的地方，黄灿灿的油菜花无边无际，犹如金色的海洋，一直延伸到大山深处。绕城而过的年楚河奔腾欢歌，河边绿树成荫，野花竞放，百鸟争鸣。城里的人们似乎也要与欢乐的大自然一赛，他们的歌声让鸟儿胆怯地躲进树丛，他们艳丽的服装在蓝天白云下耀眼夺目。那一个夏天，在江孜，我不饮而醉，醉在热情欢快的人群里，醉在沁人心脾的油菜花香中，醉在美丽如画的古城。那一个夏天，在江孜，我反复问自己：我是在梦游西藏吗？
自从远离家乡独自进北京大学读书，我就渴望着超越日常生活。我开始利用假期，作一些短途的旅行，尔后，越走越远。遥远的边疆风情，绮丽的自然景观，一直让我深深迷恋。
记得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年，同学们都在讨论着毕业后的去向，不是报效祖国、支援边疆的口号激励了我，也不是支边的优厚待遇吸引了我，而是雪域高原的神秘、壮美和空灵，使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当我把想去西藏工作的想法告诉家人时，却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我想用援藏的优厚待遇说服他们，说在那里工作几年，可以入党、工资加倍，回来后，工作、分房和晋级都可优先，但我得到的是父亲斩钉截铁的回复：“不知你哪来的这种古怪念头，真是越学越傻。北大毕业，好单位随你挑，去哪里不行，为何偏要去西藏？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吗？”
在我父母眼里，西藏就是一片蛮荒之地。“在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你怎么活？牛粪烧饭，饭还不熟；生病找喇嘛念经，医院还不知是什么样……” 父亲如此这般教训一通，写了满满一页信纸，提醒我进藏的严重后果，警告说，此去非丢掉小命不可。他的一席话确实让我动摇了。
一九八八年，我考上了牛津大学，但是对西藏的向往之情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强烈。在牛津，我阅读了大量关于西藏的著作：清代和民国时期涉及西藏的文献， 西方探险家自十八世纪以来的记录， 当然还有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所著《消失的地平线》，此书使得西藏从此成为令西方人魂牵梦萦的香格里拉。与此同时，我开始学习藏语，师从著名已故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当时，他的妻子，即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姬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于仰光家中。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缅甸探妻，均遭缅甸军政府拒绝。他四处奔走， 呼吁英国和国际社会帮助，他不是为了夫妻团聚，而是为了缅甸人民，因为早在他和昂山素姬于牛津大学相识的时候，就许下承诺：“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
每次从外奔走回来，阿里斯就在家里给我和另外几个学生上课。我们从三十个藏语字母开始。宽敞幽暗的客厅里悬挂着巨幅唐卡，上面是藏传佛教保护神，桌子上摆放着阿里斯爱妻的照片，她面容清秀美丽，明亮的双眸流露出一腔柔情。我看着阿里斯忧伤的面容，并没将心思放在他教的藏语词句上，而是在思考他的命运。我曾经读过昂山素姬写给他的情书中的一段话：“有时候，我很害怕在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大环境和国家命运会使我们分开。但这些忧虑实在微不足道：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相爱并珍惜对方，相信爱和慈悲最终会战胜一切。”如果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多么残酷！一九九一年，昂山素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直到八年后，阿里斯因癌症去世，他们夫妻竟未能再见一面。深爱之人阴阳永诀，人生还有更痛之悲吗？
在阿里斯的影响下，我选择了西藏作为研究的方向。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从一个世纪的卷宗中，我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英国曾秘密支持西藏独立，并通过印度向西藏当局提供武器，远比美国中央情报局活跃，这和英国政府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截然不同。
牛津大学一毕业，我就开始了西藏之旅。在这一片雪域，我看到了广袤空旷、超凡脱俗的高原。旅行指南说，西藏接近天堂，我想说，西藏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天堂。在这里，自然、人类和他们的信仰和谐共存。我总在寻找西藏令我心醉神迷的原因，是因为我生长的环境——无论是家、学校、宿舍和单位——永远那么拥挤和嘈杂？是因为在商品大潮中产生的精神迷失和困惑？还是像那些纷至沓来的冒险家和探险者一样，也在寻找也许只存于心中的香格里拉？我不得而知，只是一次次回到西藏，在那广袤的高原，路走得越来越长，待的时间越来越久。
但是，这一次将是我西藏之行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因为我要用一年的时间，记录普通藏族同胞的生活。每一次西藏之行，每一座神山，每一湖圣水， 每一回节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每一次交流，都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西藏文化的独特和厚重。尤其是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博士一起深入藏区考察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格勒从一个农奴的儿子，成长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成长为国际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