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素质教育，已经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少精辟深刻、令我折服的见解。我是长期在基础教育第一线从事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因而不具备宏观的、高层次的理论思维，但十多年鲜活的校园生活使我对素质教育全身心地拥护，而且我的教育历程使我对素质教育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素质教育”的大旗上，有一个大写的“人”字：它是目中有“人”的教育，是充满人性、人情和人道的教育，是为了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教育！我的这个理解，不是纯理论思考的结果，而是十几年教育实践赋予我的思想结晶。不知我这样说是否有拔高自己之嫌：刚参加教育工作时，我有一种真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然来自我少年时代所受的关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但更来源于我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深忧虑。记得当时就有同事对我调侃道：“你把胡耀邦该操的心都操了！”

是的，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的“庄严”与“神圣”的确有些幼稚，但我那颗真诚的责任心（后来成了我的事业心），至今未曾褪色！

但是，就理论素养而言，我当时堪称“一贫如洗”，然而我仍然凭着一腔热情便“赤膊上阵”了：一天十几个小时和学生“泡”在一起，真正成了“娃娃头”！

开始对教育进行一些肤浅的理论思考，是在我出手“教训”欺负我班学生的学生之后的反思。

关于那次打学生的具体情况，我在另一本《教育手记》中已有详细记载。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在那些被教育的日子里，我在反省自己错误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寻求理论帮助。

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读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要相信孩子》，这本定价三毛六分钱的薄薄的小册子，成了我教育理论真正的启蒙读物，我也从此成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追星族”一员。

而且，苏霍姆林斯基在我教育生活中的出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我对打学生这种错误行为的自我教育，更重要的是，对比当时的教育现实和我自己的教育状况，我第一次站在了“人”的高度来关注教育。

从教育现实来说，当时的“应试教育”显然远不及现在，但也端倪渐显，并已引起有识之士及社会各界的忧虑（当时对这一弊端的概括叫做“片面追求升学率”），因此，教育已经明显开始畸形发展——在不少教育者眼中，学生的大脑就是装分数的容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的思想教育、能力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从我的教育现状来看，虽然我对学生充满了教育热情，但基本上是把学生仅仅当作被动接受教育的客体，而未把他们看作有自己独特心灵世界、有充分主体意识的人；在我的眼中，学生是作为共性存在的教育对象，而不是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另外，当时我也注重了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几方面的教育培养，但这些教育只是孤立的“德育”、“智育”、“体育”等等，而没有意识到任何有效的教育都是互相交融渗透的。

苏霍姆林斯基一系列精辟而又通俗的论述，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决不是一块不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因此，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壮大，最后排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

他提出，教育者的使命，就是让孩子各方面和谐地发展；而且，这种和谐发展的前提是对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尊重：“和谐的教育——这就是发现深藏在每一个人内心的财富。共产主义教育的明智，就在于使每一个人在他的天赋所及的一切领域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

他还十分注重“集体”这个有力的教育工具，特别强调集体中“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他一方面指出，“集体是在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智力、共同的情感、共同的组织这几个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学生没有个性，那就不会有集体”。

…… ……

要想用三言两语概括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认为，他全部理论的基石无非就是一个朴素而富有人情味的愿望：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幸福的人！他说，教学大纲、教科书规定了给予学生的各种知识，但是没有规定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这就是：幸福。他的教育信念就是：“要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他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想。

说实话，在这之前和之后，我也接触过一些轰动一时的教育理论，但那些高深概念、新潮术语和什么什么“原则”、什么什么“效应”、什么什么“律”或什么什么“论”，让我一看到就顿生自卑之感，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具备进入教育理论殿堂的智力，于是，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