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欲采蜜,请勿打翻蜂巢
批评就像家鸽,它们总会回来的。如果你我明天要造成一种历经数十年、直到死亡才消失的反感,只要轻轻吐出一句恶毒的评语就行了。
1931年5月7日,纽约发生了一桩该市有史以来最为轰动的一次剿匪事件。警方经过几个星期的搜捕,被称为“双枪杀手”的科洛雷,终于在位于西尾街的他情人的寓所里被擒获,而这位杀手是个烟酒不沾的人。
150名警方人员与侦探包围了科洛雷在顶楼的藏匿地点。他们先在屋顶上砸了一个洞,打算用催泪瓦斯把科洛雷逼出来,并且在四周建筑物上架上了机关枪。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这幢原本优美清静的纽约高级住宅响起了枪声,还有机关枪“哒——哒——哒——”的声音。那位“警察克星”科洛雷就蹲伏在一张堆满杂物的大沙发后面,对着警方开枪射击。成千上万名激动不安的市民拥上街道观看这场枪战,这是整个纽约市前所未有的激烈壮观的场面。
科洛雷就擒后,纽约市警察局长马洛里发表谈话时表示:这位双枪恶徒是纽约有史以来最具威胁性的罪犯。“他动不动就开枪杀人,他杀人时,连眼睛都不眨一眨。”局长如此说道。但是,这个恶徒对自己是怎样看的呢?那天,围攻的警察向公寓开枪的时候,科洛雷正在写一封公开信,他如此写道:“在我外衣里面隐藏的是一颗疲惫的心,这是一颗善良的心,一颗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心。”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鲜血从伤口流出,在纸上留下深红的血迹。
就在科洛雷被捕之前,他和女友开车在长岛的一个乡村公路上寻欢作乐时,突然有个警察走上前去,向科洛雷说道:“请出示你的驾驶执照。”科洛雷一语不发,掏出手枪向这个警察连开数枪。警察身中数弹倒地,科洛雷跳下车,从警察身上找出左轮枪,又向警察的身上开了一枪。
这难道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在我的外衣里面隐藏的是一颗疲惫的心,这是一颗善良的心,一颗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心”吗?
这个杀人恶徒最终被判处了死刑——坐电椅。当他到达放着电椅的辛辛监狱(美国关押重罪犯人的监狱)的时候,有没有说“这就是我杀人的代价”之类的话呢?没有!他反而说:“这就是我自卫的结果。”科洛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
美国大名鼎鼎的黑社会头子阿尔卡普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把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用来为别人带来快乐,让大家有个幸福的时光,可是我得到的却是侮辱和唾骂,这就是我变成亡命之徒的原因。”这个黑社会头子后来在芝加哥被处决,他对自己的行为也不曾自责。他自认为造福人民——只是社会误解他,不接受他而已。
达奇·舒尔茨的情形也是一样,他是恶贯满盈的“纽约之鼠”,后来因江湖恩怨被自己的敌人杀死,他生前接受报社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自己是造福民众的好人。
我曾和纽约辛辛监狱的监狱长刘易斯就这个问题通过几次信。他表示:在辛辛监狱里的犯人很少认为自己是坏蛋。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人,都会为自己辩解。他们会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撬开保险箱,为什么要开枪杀人。大多数人都能为自己的动机找出理由,不管有理无理,总要为自己破坏社会的行为辩解一番。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他们根本不应该被关进监狱里。
假如像阿尔卡普、科洛雷、达奇·舒尔茨这帮歹徒,以及许多关在监狱里的亡命之徒都从不为自己的行为自责,我们又如何强求我们日常所接触的一般人呢?
已经去世的约翰·华纳梅克曾经承认:“在30年前,我就已经明白,批评别人是愚蠢的行为。我并不埋怨上帝对智慧的分配不均,因为要克服自己的缺陷都已经非常困难了。”
华纳梅克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中探索了30多年,才有所醒悟:不论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事,100次中有99次不会自责,而且不论他的错误是何等的严重。
闻名遐迩的心理学家史金勒通过动物实验证明:因好行为受到奖赏的动物,其学习速度快,持续力也更久;因坏行为而受处罚的动物,则不论速度或持续力都比较差。研究显示,这个原则用在人身上也有同样的结果。批评不但不会改变事实,反而只有招致愤恨。
另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希勒也说:“更多的证据显示,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扬,同样我们也都害怕受人指责。”
批评毫无作用,只能使人采取守势,并常常使人为自己的错误竭尽全力进行辩护。批评是危险的,因为它常常伤害一个人宝贵的自尊,伤害他的自重感,并激起他的反抗。因批评而引起的羞愤,常常使雇员、亲人和朋友的情绪大为低落,并且对应该矫正的事实状况,一点儿也没有好处。批评对于事情并没有任何改善的地方,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司空见惯。
俄克拉荷马州的乔治·约翰逊是一家营建公司的安全检查员,检查工地上的工人是否戴上安全帽是约翰逊的职责之一。据他报告,每当发现工人在工作时不戴安全帽,他便利用职务上的权威要求工人改正,其结果是:受指正的工人常显得不高兴,而且等他一离开,便又把帽子拿掉。
后来约翰逊决定改变方式。当他再看见工人不戴安全帽的时候,便问帽子是否戴起来不舒服,或帽子尺寸不合适,并且用和悦的口气提醒工人戴安全帽的重要性,然后要求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最好戴上,这样的效果果然比以前好了很多,也没有工人显得不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