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高校中英语的使用

随着外语和西学被纳入学校的主流课程，这些课程迅速吸引了大量学生的注意。这一趋势始于大都市和省城，而后扩展到小城镇。相较于中小学，这种倾向在大学及专门学校中更为显著。在20世纪20、30年代，除了汉语言及文、史、哲课程以外，几乎所有的大学科目——理科、工科、医科、商科、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都极其依赖英文教科书和参考书。
　　一些评论家尖锐地指出，由于高等院校中学生的年度预算大多用于购买进口书籍，以至于这些费用成为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向西方“朝贡”的一种形式。尽管有人批判，大学教室里除了国文课，多半的理工财经课程的阅读材料、考试和课堂作业普遍用的都是英文。许多中国教授在西方受过学术训练，他们回国后全盘传播从西方习得的知识。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美国的影响不仅主导了整个学科，而且美国的慈善事业——特别是洛克菲勒基金——实际上支配了中国各主要社会科学院系的研究取向。 其中天津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北平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都接受其资助。两校的研究取向也传承自西方。
　　大学如此，中学也明确强调使用英语，与此伴随的是全盘接受西化的风气，这一风气成为主要城市精英教育机构的显著标志，这些通都大邑的中学能使其毕业生在大学入学考试的角逐中胜出。城市里的著名中学跟那些处于穷乡僻壤、风气闭塞的地方城镇学校在风格上迥然有别。比如私立南开中学，它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内的20世纪中国政坛上许多领导人的母校。南开中学的学生需要学习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对数、微积分、化学和世界地理，这些课程用中文教授，但主要使用的是英语教科书和英语术语。尽管学生中很少有人能够熟练地用英语来表达，但他们大都借助英语词典来设法掌握这些学科。无独有偶，在南洋中学、上海南洋公学（1927年后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初中部，学生们阅读的工程学和自然科学的读物也都是英文的。许多学科对学生们构成学习上的挑战， 往往不是因为数学难懂，而是因为英语难懂。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在他们的中学课程里最具挑战性的课程是西方文明史和文化地理学。其难处不在于阅读材料的晦涩，而在于掌握这些科目很大程度上得依赖相当强的外语能力。
　　既然民国时期的学业成绩如此严重地依赖外语的使用熟练程度，老师和家长对外语的重视程度就可想而知。意味深长的是，甚至连极少说外语的国民党的忠实信徒也强调外语的重要性。［17］1925年冬，蒋介石（1887—1975）专门从广西军事总部写信给即将毕业于上海万竹中学的长子蒋经国（1910—1988），教诲他必须重视英语课程，并应当参加圣约翰大学预科的入学考试。
　　上教会大学的学生很少主修中文。随着对英语的日渐重视，对于中国历史和语言的兴趣与热情便逐步下降。由于大部分科学和专业学科的主要媒介是英语而非汉语，因此“中学”在与“西学”的竞争中日渐采取守势。如下所述，民国时期的传统学问，许多以阐析文化、精英和唯美为主题。民国学术界的国学有一种面对西方的深切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不仅表现在彻底的文化民族主义中，而且也表现在从唯美主义出发对实用功利主义进行的巧妙攻击中。

二、翻译与写作：文化优先性问题

　　大学课程之中对英语的偏重，直接产生了重大社会效应。这个效应最为明显地表现在精英知识阶层内部的分化。第一个分化表现在城乡之间。沿海大城市中的中学英文师资阵营整齐，一般中上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新潮风气的影响之下，切身认识到英语的用处，毕业之后，外语知识在工作中也能派上一定用场。内地的学生所面临的情况则非如此。内地英语教学师资的短缺，往往令学生事倍功半，并且即使学成，在就业时也难派上用场。城乡之间，英语学习的环境虽有如此差异，而大学入学考试，对英语水平的要求，则是无论学生来自城里或乡下，一视同仁，一同评鉴。这种情况之下，内地考生申请新式大学，在先决条件上居于劣势，在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上产生了结构性的不平等。城市知识人“无根的世界主义”特征因此也在教育领域有了一定的表征。在文化以及语言能力的取向上，城市的受教育者和农村的受教育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距离。文化和语言不再将整个国家整合在一起，而是加剧了精英阶层与社会大众的差异，并造成了精英内部不同阶层的分化。
　　在高等教育内部，各个大学教授英语课程的不同方法也影响了上述分化。一般教会学校的教学常常高度西化，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化，旨在训练学生在外国文化环境中流畅地直接使用英语，教会学校中的外语教学因此强调对话和作文。国立大学的英语教学则将重点放在语法和翻译上，目的在于训练学生看懂外文材料，用于中文环境，因而把精通英语仅仅作为阅读外文资料的工具。私立大学则在这两种教学取向之间摇摆不定，旨在标榜其重西学的名声，也会根据学生要求做出调整，因此各所学校各有不同，随着年代不同也有变化。这些不同取向往往通过大学招生考试的英语试题，把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明确传达给全国的中小学教育机构。
　　以北京大学1924年的英语招生考试为例，这年的英文试题不长，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第二部分考文法，包括英语里的阴阳性、单复数、时态、主动态或被动态。第三部分考翻译，将一段中文译成英文。这部分考题固然要求学生用英文表述，但与英语作文中需要的技能还是有很大区别。
　　北大的试题强调文法与翻译，其他许多国立大学的英文试题也大致如此。同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的英语试卷要求学生分析长句的文法结构，指出文法上的错误，还有中译英。广州的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的考题要求学生列举凡是可以作为主语的名词，解析长句的语法结构，将中文译成英文，将英文译成中文。广东大学的英语考题虽包括英语作文，但是文章仅限三百字，而且这一部分在总分里所占的比例也较低。
　　翻译与写作的相对比重，在教会学校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英语考题里大有不同。南开大学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关系深厚。清华大学是用美国所退还的庚款而办的留美预备学校。上海浸会大学（沪江大学）的英语试题主要是一纸作文，而“一些其他试题”不过是陪衬。南开大学的试题把一半的篇幅用在英文写作上，要求学生写私人信件、给商店写信订购书籍、简述一本好书的内容、描述自己故乡的特色。清华的考题要求学生在指定的三个题目之中任选其一，以英文作一篇简洁流畅的文章.评分标准除了文法没有错误之外，还得修辞恰当、使用英文惯用法、段落分明、内容通顺、布局有条理，并且思维清晰。
　　英文考卷的长度，有时也反映学校对外语能力重视的程度。北大的英文考题不过三道。南开的试题有八道。北大的考题填不满一纸，而清华的考题长达八页。
　　从英语教学的角度看，翻译和写作各有所取，无可厚非。但两种取向实际上区别很大。翻译练习使大学生担当起在两个语言和文化之间互译的角色，而作文练习则旨在掌握用某种语言作自我表述。翻译练习的要求，是对外语的熟练掌握必须经常参照或回归到母语的表达，而作文练习则让学生用新掌握的外语来表达自我。
　　同时，在强调英语作文及会话的教会大学，教英语的教师也几乎都以英语为母语。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系的教授们大部分是美国人。20世纪初，学生增多，以至于师资紧张，就聘用教授的太太们和新到中国的年轻传教士来兼课。在另一所规模小得多的上海浸会大学（沪江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共有56名教授，其中包括22个美国人以及1个俄国人。沪江的英语系强调会话及作文，9名编制内的教授全是美国人。
　　20世纪30年代的沪江大学，英文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学生对中文缺乏兴趣以及中文能力的低下。沪江大学总共有550名左右的本科生，其中224人（约占40%）学商，70人（约占13%）学教育，134人（约占24%）学化学及医学预科，192人（约占35%）列名文学院。文学院之中，大多数主修社会学与政治学，只有一小部分主修英语，几乎无人主修中文。［33］此后五年文学院学生人数逐年下降，1934年降到总共130人（约占全校学生的24%）。商学院的比例维持在36%，理科增长到31%，英语系的学生则大幅增长，占到全体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文系的主修学生则降到零。
　　除了燕京大学之外，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在加强中文教育方面普遍有困难。饱学资优的国学大师多半不愿意任教于教会大学，因为自觉与学校重英语轻中文的风气格格不入，无法与其他各系同事相处。教会大学的学生也大多对极其依赖英语教材的科目感兴趣。然而一所学校英语系的兴盛，不一定建立在中文系的式微之上。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的英语系在20世纪30年代是全国大学外语系中学生最多的一个系。与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不同，清华的英语教授是拥有欧美学位的中国学者，而不是美国人。清华的英语系偏重英美文学而非语言。清华英语系学生虽然比中文系多了一倍，但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占到文学院的近四分之一。某种程度上因为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两系之间常有学术交流。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除文史哲课程外，基本上各学科在教学上都大量依赖英文教材。两类学科主修学生人数的比例，在某一程度上也就间接反映一所学校重视英语的程度。20世纪30年代，11所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总学生数和19所教会及私立大学文学院的总学生数不相上下。然而，这11所国立大学之中，文学院学生有一半以上主修的是国学范畴里的文史哲，教会及私立大学的文学院学生之中则只有五分之一修习的是以中文为主的专业。私立大学绝大多数学生主修政治、商学、教育、社会学、新闻等“文科”以及自然科学，都是些需要掌握外语的学科。由于这些学科以及工程、医学基本都不是从本土学术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学生修习这些科目之前就不得不浸淫于一门或多门外语。至于传统所谓的文史哲，学士课程则几乎完全集中于少数几所国立大学，传统学问在那里还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这些学校包括北京的北大、师大及清华（在较小程度上)，广州的中山大学，华中的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及中央大学。私立及教会大学每年所总共培养出来的文史哲人才不及全国大学文科人数的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