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28日，我的祖母罗莎琳德·艾因霍恩（RosalindEinhorn）出生了。和纽约城里的许多犹太移民家庭一样，艾因霍恩一家住在一个紧挨着自家亲戚、空间极为局促的公寓里。祖母的父母和叔婶对她的表兄弟们都直呼其名，却叫她和她的姐妹们“丫头”。 　　 　　大萧条时期，我的祖母从莫里斯高中退学，开始帮着维持一家老少的生计。她给衣物缝制布花，她的母亲再以微小的差价把衣服转卖出去。她的父母从未想过让男孩退学，当时，一个家庭若要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希望就寄托在家里男孩的教育上，他们会让男孩学习犹太教律法（Torah）；而女孩因为不会对家庭的经济收入有太多贡献，所以能体面持家就可以，受不受教育根本不重要。不过，我的祖母很幸运，当时一个老师坚持要求她回学校上学。就这样，她不仅读完了高中，还顺利地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 　　 　　读完大学后，这个“丫头”在第五大道一家门店做手袋和饰品的销售工作。她干得相当不错，当她辞掉工作与我的祖父结婚时，那家店的老板不得不雇用4个人来顶她的缺。若干年后，当祖父为他的涂料生意苦苦挣扎时，祖母挺身而出，将整个家庭从经济窘境中挽救出来。在她40多岁时，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然而她最终战胜了癌症，之后一直致力于为她治疗的那家诊所筹款。祖母还开创了一项副业，就是拉着一后备箱的山寨手表四处贩卖，当时她赚的钱多到即便是“Web2。0时代”的网络公司也会眼红。我从未遇到过比我祖母更有精力和毅力的人。当巴菲特谈到他只是在和全世界一半的男人竞争时，我想到了祖母，如果她出生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将会拥有怎样不同的人生呢？ 　　 　　当我的祖母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两个舅舅后，她非常重视他们的教育。我的母亲后来考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与男生们一起上课。1965年，母亲获得了法国文学学士学位，她调查了两种职业——教师和护士，最后选择了做教师。之后，母亲又开始攻读法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但因为怀上了我中途退了学。我的父母从未想过，一个女人在生了孩子后仍可以继续工作。在当时，如果丈夫不能养家而需要妻子在外工作，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男人软弱的标志。因此，我的母亲成了一位全职妈妈和一个活跃的志愿者。几个世纪以来的劳动分工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尽管我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长大，我的父母对我和弟弟妹妹有着相同的期望——他们期望我们能够成绩优秀，共同分担家务，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对了，我们还应该擅长运动。我的弟弟妹妹在学校里都参加了运动队，而我是体育馆里最后一个被挑选的孩子。虽然体育方面的表现不出色，但父母对我的培养让我相信：男孩能做的，女孩也能做，并且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当我在1987年秋季进入大学时，班里的男女同学在学习上投入的精力不相上下。在记忆中，我对未来的职业设想与男同学没有什么不同。我也不记得自己是否曾讨论过有朝一日必须得在工作与孩子之间寻找平衡，我和朋友都认为自己会兼顾事业和家庭。也许，那时我们都太过年轻，不够现实；也许，我们都过于乐观。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活动乃至工作面试中，男人和女人之间都在进行着公开而激烈的竞争。从我的祖母开始，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择业竞争的环境看上去似乎已经平等了。 　　 　　不过，我大学毕业已有20多年了，今天世界的变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大。我的那些男同学都在职场上大显身手，女同学里有全职工作的、也有兼职工作的，而像我母亲那样的全职妈妈和志愿者也为数不少。不只是我身边的圈子有这种倾向，与男性相比，职业女性的数量正在大幅度减少，她们正在退出劳动人口的统计范畴。这种逐渐扩大的男女比例也让各类机构与导师们愿意更多地在男性身上投资，因为从数字上看，他们更有可能坚持工作。向前一步（2） 发布时间:2013-07-09 　　朱迪思·罗丁（JudithRodin），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常春藤盟校中的第一位女校长，她曾对与我年纪相仿的一群女听众说：“我们这代人曾奋力抗争，以求给你们有选择一切的自由。我们也相信你们的选择，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选择了离职。”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这代人成长在一个日益平等的时代，我们也相信平等是一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