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的进展刚刚使人们能够和恒星本身的运动一样精确地预测行星或者“流浪者”的运动——曾是众所周知的反复无常的象征——这个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个猜想，就变成了一种信念。正是这个成功，开普勒［Kepler］的三大定律和牛顿的天体动力学的成功，导致近代对于“科学”决定论的几乎普遍的接受。
对于‘科学”决定论的信仰的威力可以由这个事实来衡量，即康德尽管由于道德原因摈弃决定论，然而却感到不得不承认它是被科学所证实的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导致了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悖论，他永远无法解决得令自己满意。然而，如我要试图表明的那样，牛顿力学并不蕴涵“科学”决定论。那么，康德相信他接受了牛顿力学就已使自己接受了“科学”决定论，这就是错误的；他的未解决的悖论简直没有出现。
对于“科学”决定论的批评性讨论将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但是除宗教决定论和“科学”决定论之外，还必须讨论决定论学说的第三种变体，即使仅仅是简短的讨论。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决定论。
形而上学决定论学说只是断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件都是确定的，或者是不可变更的，或者是预先决定的。它并不断言有任何人知道它们，或者可以用科学手段预测。但是它断言未来和过去一样不可改变。我们说过去不可改变时，谁都知道我们的意思。按照形而上学的决定论，正是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未来不可改变。
形而上学的决定论显然是不可检验的。因为即使世界不断令我们惊奇，没有显示出任何预先决定的甚至任何规律性的迹象，未来仍然可能是预先决定的，甚至被能够阅读命运之书的人们所预知。形而上学的非决定论也是不可检验的。因为即使世界具有完全有规律的和决定论的现象「appearance」，这也不会证实没有任何一种非决定论的事件存在。缺少可检验性，或者缺少经验内容，就表明了逻辑上的不充分（当然不是无意义）：一种学说可能在逻辑上太不充分乃至不能检验。由于同样的原因，它可能被某种其他学说所蕴涵。因此，由于它不充分，形而上学决定论既被宗教决定论又被“科学”决定论所蕴涵；可把它描述为只包含各种不同的决定论理论的共同点。正是由于它不充分，它是不能反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提出赞成它或者反对它的论据。赞成它的最有力的论据是那些支持“科学”决定论的论据。如果它们失败，就没有什么论据能支持形而上学的决定论了。由于这个原因，我打算首先考查这些论据。只是在靠近我的讨论的末尾之处（在第26节），我才提出反对接受形而上学决定论的一些更直接的论据。
在下面的几节中将首先考查赞成“科学”决定论的常识论据和哲学论据；只是在后面我才转向以经典物理学为基础的论据。
2.为什么的问题。因果关系与“科学”决定论
在上一节我提出了可预测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事件之间，或者钟与云之间的常识性或者初看上去的区分，可把“科学”决定论看作产生于对这一区分的深奥微妙的批评。按照常识看待决定论观念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因果关系的通俗观念。赞成决定论的最简单、最似合理的论据是这样的：对于每一个事件，我们总是能够问它为什么发生；对于每一个这类为什么的问题我们原则上总是能够得到对我们有所启发的回答。因而每一个事件都是“有原因的”；这似乎意味着它一定是被构成它的原因的那些事件所预先决定的。
我们可以承认这些考虑的真实性，然而却不承认它们能够把我们一直引向“科学”决定论的观念。准确地弄清在何处常识论据结束而诡辩开始，实际上是相当有趣的。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些典型的为什么的问题，和在常识水平上完全令人满意的一些典型的回答。
“蜜蜂为什么贮存蜂蜜？”回答：“因为它们在冬天需要以蜜为食。”（这简直不是理论陈述。）“今天为什么有月食？”回答：“因为今天地球处于太阳和月球之间，结果它的影子落在月球上。”（这还不是我们能够据以预测月食的理论陈述。）“他为什么故去了？”回答“因为他上周参加葬礼时冒雨站了近半个小时。因此患了感冒，又转为肺炎；毕竟他已经七十三岁了。”（有许多人甚至七十四岁了，经过这种折磨还安然无恙。）
我们可以假定，所有这些回答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它们正是给出了所要求的那种信息。就连贪得无厌地反复提出为什么的问题的儿童，通常也不要求人们给出“更好”的解释——在使他们能够预测所谈论的某类事件的那种解释的意义上更好的解释。他们希望人们给出的通常仅仅是对于进一步原因的说明——时间上先于那些已知原因或者会进一步激发那些已知原因的原因；他们反复提问不是因为希望得到一组更完全的条件，而是因为希望人们给出事件的连续的“因果链条”。
因此，我们总是能问为什么的问题，我们总是能够获得对这些问题的适当回答，这个事实本身与决定论没有很大关系，无论是“科学”决定论还是其他决定论。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再迈进一步，要求对于我们的为什么的问题的问答——也就是说，提供的解释——应该的确由初始条件（原因）所组成，如果提供了相关的普遍规律，就可以由这些初始条件（原因）从逻辑上推断出待解释的事实。这无疑是离开通俗的因果关系理论向更深奥的理论迈进的一步。让我们接受这个要求，而且假定一种“普遍因果律”，大致意思是，每一个“事件”原则上都可以在我们的要求的意义上得到因果关系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假定总是有一些“原因”（初始条件）和普遍规律，使我们可以推断该“事件”。这是一个强式假定。但是它还不完全等于“科学”决定论，这有几个原因。
首先，（须做出因果关系解释的）“事件”的常识观念主要是性质上的。因此，“科学”决定论的要求，即我们应能以任何期望的精确程度预测事件，无疑超出了普遍因果关系的观念。要求对约翰的发烧状况做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可能是常识；但是，或者要求对于他的体温在102.4和102．5度之间而非102度或者103度［这里的温度指华氏温度。——译注」做出解释，或者要求以相应的精确程度做出预测，这就超出了常识的范围。
其次，原因的常识观念同样主要是性质上的。对下面这几点的认识，也就是说原因——即初始条件——从来不以绝对的精确性提供给我们；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精确的初始条件，这个事实提出了它的特殊问题：这一切都超出了因果关系的常识的或者直觉的观念。
第三，由前面两个问题产生了下面一个问题：“科学”决定论要求，假如提供给我们充分精确的初始条件，就能以任何期望的精确性预测每一个事件。但是在这里“充分”意味着什么？显然，我们必须这样来解释“充分”，即，每当我们的预测落空时，我们剥夺了自己以给予我们的初始条件不充分精确为借口进行辩护的权利。
换言之，我们的理论必须解释预测的不精确：鉴于我们对于预测所要求的精确程度，它必须使我们能够计算足以使我们得出具有所要求的精确程度的预测的初始条件的精确程度。我把这个要求称作“可估算性原则”。必须把这个原则体现在“科学”决定论的定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