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巴人源流-巴人 第一章引言


巴渝大地古属巴国。秦灭巴后置巴郡。其主要民族，当首推巴人。巴人之后则有僚人。


巴人源于何族、来自何方，国内学人已断断续续研究了百余年，许多知名学者如卫聚贤、顾颉刚、徐中舒、蒙文通、邓少琴、任乃强以及董其祥、童恩正、杨铭、管维良等先生，都为此作出了不小贡献。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成立巴渝文化研究会以来，出版了好几期《巴渝文化》及《巴文化研究通讯》等刊物，为交流研究心得、活跃学术气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然而各家见解不一，如说巴人源于氐、羌，源于三苗，源于伏羲，或说巴人与黄帝同族；还有人认为巴人源于两大部族集团，一为廪君蛮，一为当地土着部族濮、苴、共、奴、儴、夷等，廪君蛮源于东夷；最近又有人认为巴人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溪人”，在巴人之前还曾有过“巫人”……诸说纷纭各呈异彩，是为我国学术界至今仍无法解开的千古谜团。


1986年，三峡地区的巫山大庙龙骨坡，出土了一批古人类化石，计有两个乳齿，一个刚萌出的恒门齿，带有两颗牙齿的下颌骨。它与北京猿人相比较，远不如后者粗壮，而与现代人接近，只是齿根要略比现代人粗壮，近中、远中脊比现代人发达。这些化石表明，它应该归入人属。首次公布时，确定其年代为距今约180万年，后经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进行地质测定，又改为距今201～204万年，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之一。


上述发现完全证实三峡地区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黄万波先生在他的1988年考察记中，介绍了龙骨坡发现时的经过情形：当时有一位乡村医生告诉他们说，“龙骨”最多的地方不是龙骨洞，而是在堰头溪西侧的山坡上。大家闻讯后顿时精神大振，尽管旅途劳顿，却仍然艰苦跋涉，一鼓作气爬上了堰头溪西侧的山坡。老科学家黄万波先生顾不得年迈体弱，硬是一步跃进泥泞的禾苗地里找起“龙骨”来，他一口气就拾到了十多块“龙骨片”。经考察组商定，将这个地点编号为巫山大庙第一地点，并起名为“龙骨坡”。


龙骨坡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为巴人源于所谓的“巫山人”（即指龙骨坡人骨化石），巴文化源于巫山大溪文化的推断提供了证据。此说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巴人是三峡地区的土着，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在巴人之前，巫山当地还有过“巫人”（可能是指被称做“巫蜒”或“巴蜒”的民族），说他们才是“巫山人”的直系后裔。


笔者认为，将两百多万年前的巫山人，跟五六千年前才形成的巴人衔接，说巫山人是巴人或巫人的祖先，这一见解恐难以服人。原因是它想当然地把从猿到人的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与转变为现代人之后才逐渐出现的种族差别，以及更晚些时代才有的民族差别硬扯在一起，这显然欠妥。再有，人类也好，动物也罢，都有很强的活动能力。他们为了生存，经常迁徙到更适宜于自身生存的环境中去的事例，不胜枚举。在几百万年的漫长岁月里，不顾生存条件、生活环境的变迁，纹丝不动地死死守住老祖宗传下来的老地方，这是极为罕见的。因此，说巴人就是巫山人后裔或说巫人才是巫山人的后裔，认为他们是地道的土着等的提法，值得商榷。还有，谁也不敢担保不发生其他民族的大批迁入，土着民族的被征服、同化、驱逐甚至被大批杀戮等情况，因此，缺乏有力证据的推断，很难有说服力。


关于大溪文化，据刊载在《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上的杨权喜的《略论古代的巴》一文介绍说：“近年来，通过配合三峡大坝工程，在西陵峡两岸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获得的资料中，有一批重要的商周文化遗存。这批商周文化遗存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属于峡江地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起止年代大体为夏至周初。我们初步定为早期巴文化。这类遗存中，陶器以圆底罐、长柄豆、小平底罐、尖底缸、尖底杯、褐陶盉、豆形器等最具特点，纹饰中的橘皮纹为别处不见。这类遗存的陶器，与鄂东以黄陂盘龙城为代表的具有中原文化特点的同期陶器，或与鄂西以沙市周梁玉桥为代表的具有江汉土着文化特点的同期陶器都迥然不同，显然应另属别的文化系统。早期巴文化目前发现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三峡地区，东顺长江可延至宜都红花套、江陵荆南寺，说明它在鄂境的分布范围窄小，并没有远离长江。早期巴文化的时代及其分布区域，与《山海经》有关的记载及郭璞的相应注释基本吻合，可认为它属夏商时代的巴人遗存。夏商时期的巴，为当时一支极为重要的民族。它大体活动于今川鄂陕接壤地区，中心应在三峡地区。”上述文字提到了“早期巴文化”，说它是“属于峡江地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与“具有中原文化特点的同期陶器”或与“鄂西……的具有江汉土着文化特点的同期陶器都迥然不同”。这一发现，为早期巴文化是“峡江地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的断语提供的物证，也为巴人源于“大溪人”，是巴域土生土长的古代民族的见解，奠定了理论依据。


那么，大溪文化到底有哪些内涵与特征？巴人是否源自“大溪人”？他们是不是巴渝大地上自古就存在的土着而不是外来民族呢？在未谈这个问题之前，且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大溪文化。


大溪文化遗址，据考古资料证实，其主要分布范围大致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中部和湖南北部沿洞庭湖四周地带。从其文化遗址的出土遗存情况分析，当时社会应是以稻米耕作的农业经济为主，渔猎、饲养等辅助性经济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陶器以红陶为主，其次是灰陶、黑陶，此外还有少量的白陶、薄胎橙红陶，有些陶器以稻壳碎末作掺和料，均系手工制作，烧制时的温度较低。陶器器身多为绳纹，主要纹饰为戳印纹、弦纹、刻划纹、堆纹，拍印浅蓝纹只占少数，此外还有镂刻作品。除印纹陶外，也偶见彩陶。器形有釜、鼎、豆、圈足盘、弧腹盆、敛口钵、敛口簋等。利用稻壳末或稻草末作掺和料，不仅见于陶器，也普遍见于红花套、关庙山、毛家山、三元宫等地房屋建筑遗迹的红烧土块中。所用稻壳、稻叶经鉴定证明是粳稻。


生产工具多磨制石器，但打磨精细、棱角分明的却不多。石斧一般多为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器身中段较顶部和刃部厚。各种石斧都有大、中、小型，也有少量巨斧，大者长达43厘米。据专家分析，石锛和双肩石锛可能与我国东南地区的石器文化有联系。


房屋基址有半地穴式或地表上的圆形、方形、长方形等式样，其基本特点是四壁用竹竿、竹片等编成篾笆墙，再在它的内外抹上泥，做成墙壁，有的还建有檐廊。


又据《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第523～526页记载，大溪文化遗址墓葬为距今约5300～6400年前的古代墓葬群，位于夔峡东口，长江南岸的三级台地上。其m172及m128两座早期古墓，墓主为女性，年龄均在50岁上下，前者有耳饰玉玦两件、耳坠三件，后者有耳饰玉玦、石耳饰各一件。晚期墓m122墓主男性，左手佩蚌镯一件，两手各执野猪牙各一；m118墓为40～50岁男性，颈下有蚌镰一件，左手佩骨镯一件；m106墓为40岁上下女性，头上方有彩陶瓶、黑陶小罐、石料各一件，绿松石耳饰两件，左手佩石镯一件，脚下放置石斧、红陶杯、红陶釜、鱼各两件，彩陶罐、石料各一件；m153为50岁上下女性，双臂下各有鱼一件；m161为30～40岁男性，头右侧有玉玦、牙饰各两件，背上石斧三件、石刀一件、骨器三件、野猪牙一件、骨椎十五件；m140为13岁左右女性，右耳佩石耳坠一件，左手佩蚌镯一件；m138为40～50岁男性，头下有鱼一件，头右侧有野猪牙一件，右耳佩绿松石耳饰一件，蚌镯一件，胸部有野猪牙四件，骨矛一件，腹部有红陶曲腹杯、野猪牙各一件，左肩下有鱼一件，左手处有鱼两件，右脚下有鱼三件。


上面所说的大溪遗址的陶器，多绳纹陶，制作方式为手工，烧制温度较低，有以稻壳碎末做掺和料制成的陶器，在房屋基址形式上多为半地穴式或地表上的圆形、方形、长方形等式样，这些在日本绳文人遗址上都有极为相似的同类器物或遗迹可作比较。如日本学术界将倭人先民定名为“绳文人”，就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古陶器绝大多数都是绳纹陶的缘故。作为绳文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住“竖穴住居”，即半地穴式住房。在它以前的住房，主要是山洞石穴，在它以后则是在平地上建成的住房。这些也都与大溪文化遗址上的房屋基址形式大体吻合。半地穴式住屋也见于渭河流域的半坡遗址，它们与大汶口文化遗址上所见到的房屋基址也十分相似。这些遗物与上面提及的野猪牙等，都是古代濮系先民留下的遗存，它们都证实着大溪文化并非当地的土着文化，它很可能是曾受到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某些影响的濮文化。


稻壳碎末作掺和料的古老制陶技术，不只是出现在大溪文化的陶器上，它同样也出现在日本本州冈山县总社市南沟手的绳文后期遗址（距今约3000～4000年）和另一处的美甘姬原的绳文中期遗址（距今约4000～5000年）。据日本辞书《情报•知识•imidas》1995年刊记载，考古学者在出土绳纹陶的土中，找到了杂有稻叶细胞的化石，分析认为，它可能是在制陶时，稻叶混在黏土中所造成的。经鉴别，该稻米是热带粳稻。看来这些与大溪遗址上的以粳稻壳碎末做掺和料的制陶技术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