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国语?周语上》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纽约时报》虽正经受电子传媒的挑战，发行量也有所下降，却从未感受到生存威胁。但是，1960年，一个名叫L.B.沙利文的警察局长提起的一场诽谤诉讼，却几乎将《纽约时报》逼至绝境，如果不是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澜，这家百年老店或许早已关门大吉。
由威廉?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本案判决，不仅适时挽救了《纽约时报》，还推动美国新闻界真正担负起监督政府、评判官员的职能，跃升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第四权理论”（the fourth estate theory），源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1974年11月2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他认为，宪法之所以维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是要维持一个有组织而且负责任的新闻界存在，使之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真正起到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的作用。这一说法也得到威廉?布伦南大法官的支持。参见Brennan，Address，32 Rutgers Law Review 173(1979)。} 近半个世纪之后，这起名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的案件，仍影响着当代美国社会，与每一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案一审原告为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初审案名为“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沙利文作为原告排列在先。《纽约时报》一审、二审失利后，请求最高法院复审此案。此时，《纽约时报》为上诉人，沙利文为被上诉人，本案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名随即变更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新近发生的一起案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2011年3月2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斯奈德诉费尔普斯案”（Snyder v. Phelps）的判决结果，九位大法官以8票对1票，判定极端反同性恋组织“韦斯特伯勒浸礼会教会”胜诉。消息传出，有保守派团体击掌相庆，也有自由派组织表示欢迎，报刊电视亦纷纷叫好。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能令左右两派、传媒大佬们皆大欢喜呢？
“斯奈德案”触及的，是美国宪法中的一项永恒议题：言论自由。原审被告弗瑞德?费尔普斯来自堪萨斯州，是“韦斯特伯勒浸礼会教会”创始人。这个教会规模不大，成员多是费尔普斯的亲友。二十年来，但凡有军人下葬，费尔普斯都会率教众奔赴现场，并在附近亮出标语。标语内容相当令人反感，多是“感谢上帝，弄死士兵”、“为 9?11 感谢上帝”、“上帝仇恨同性恋”、“你们会下地狱”、“美国应遭天谴”，等等。这些人极端仇视同性恋，在他们心目中，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军方，因为对同性恋行为态度过于宽容，正承受上帝的责罚，那些战死异乡的军人便是明证。
2006年，马里兰州居民阿尔伯特?斯奈德主持了爱子马修的葬礼。马修在海军陆战队服役，阵亡于伊拉克战场，遗体被运回家乡下葬。葬礼现场庄严肃穆，观者无不动容。当晚，沉浸在悲痛中的斯奈德打开电视，突然看到一幅令他心碎的画面。原来，葬礼举行时，距离墓地不远的一片空地上，费尔普斯等人正举牌抗议。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是人生至恸。可以想象，“感谢上帝，弄死士兵”这样的标语，会对一位丧子老父造成多大刺激。
斯奈德以诽谤、侵犯隐私、故意造成精神伤害为由，将费尔普斯等人告上法庭。费尔普斯则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抗议行为申辩。他提出，既然第一修正案规定“不得立法 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那么，举牌抗议便是自己的基本权利，骂天骂地骂总统，都受宪法言论自由条款保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全文是：“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或向政府陈情请愿申冤之权利。”其中，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内容，又被称为“言论自由条款”或“出版自由条款”。}
不过，一审法院和陪审团可不这么看。陪审团经过商议，判定费尔普斯的行为构成侵权，要求他赔偿斯奈德1090万美元。其中，290万元是补偿性赔偿金，800万元是惩罚性赔偿金。后来，还是法官网开一面，减免了210万元惩罚性赔款。费尔普斯既不甘心，也无能力支付这么多赔偿。他很快提起上诉，并在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胜诉，官司随即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主流媒体多偏向自由派，尽管他们不赞同费尔普斯的反同性恋立场，甚至厌恶他的平素作为，但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言论自由的边界如何确定，而非同性恋是否合法。所以，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在内的各大媒体，一边倒地支持教会一方，陆续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以表达他们维护言论自由的立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或friends of the court）意见书：是指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向法院提供与案件事实、法律或政策有关的书面意见，借此达到说服法院，支持某一方立场的目的。}而斯奈德这边，也得到四十八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司法总长、四十位参议员及各退伍军人团体的支持。
近两年，尽管最高法院日臻保守，但在捍卫言论自由问题上，立场却颇为坚决，甚至不惜为此违背主流民意。2010年1月21日，大法官们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宣布企业亦拥有言论自由，解除了对企业以投资拍摄“竞选广告”形式介入政治选举的限制，激起总统、国会的强烈反弹。1月24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发布首次国情咨文时，一反“三权分立，和和气气”的规矩，公开谴责了这一判决。2010年4月20日，最高法院又在“美国诉斯蒂文斯案”（United States v. Stevens）中，宣布国会一部禁止传播包含虐畜内容的音像、图书制品的法律违宪，得罪了大批动物保护人士。{作为例外，美国最高法院近年适当限制了在校学生的言论自由，如2007年的“莫尔斯诉弗雷德里克案”（Morse v. Frederick）。2002年1月，几名高中生观看冬奥会火炬传递时，打出写有“为耶稣抽大麻（BONG HITS 4 JESUS）”字样的条幅。学生为此受罚后，起诉校方侵犯言论自由。2007年6月25日，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判定校方胜诉，判决意见指出：校方为保护其他学生不受有害言论影响，可以处罚学生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宣扬吸食毒品的行为，这么做不违反宪法言论自由条款。}人们纷纷预测，这一次，最高法院也会支持教会一方。
果不其然，8票对1票的投票结果，显示了多数大法官的司法倾向。判决意见由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执笔。判决理由部分，汇集了最高法院历史上诸多言论自由名案的经典判词。比如，“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年］）；“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础”（“盖瑞森诉路易斯安那州案”［1964年］）；“在第一修正案的价值体系中，关于公共事务的言论位于最高层级，应受到特别保护”（“康尼克诉迈尔斯案”［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