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出生于1970年，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每当我提起那段日子，比我年长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比我年幼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有时候甚至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义，但这些快乐的记忆却是那样固执地藏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会找一些我的同龄人，问他们是否能够理解我的回忆和我的快乐，但和我一同长大的同龄人，他们都不和我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有一个在美国，我们经常用电子邮件交流，有一大部分在安徽马鞍山市的一家大型钢铁厂里，另有一部分在监狱里，以及祖国的其他地方。童年之后，我们大多数再未见过面。
　　我和我的同伴出生在一个地质队的大院里，在那里度过了我的赤色童年，然后随着搞地质工作的爸爸离开了她。
　　我的远在美国的好朋友蔡大头，在后面的文字里总会提起的这个人，如今我们都已成年，成家，成了父亲，成了懂得并且有能力为自己重新选择祖国的人了。我们曾经多年失去联系，后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之后，我们经常会提到童年，提到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叫七十年代，如今已经有人用年代来区分人群，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现在已经有八零后了。我的七岁的女儿应该算是九零后的吧。就我的经验来看，以年代区分人群没有什么意义，对往事和童年的追忆没有什么声讨或者反思的价值，因为大多数人手头根本就没有真理。
　　我的如今已经七十岁的老父亲一生劳累，那是绝对吃苦耐老，肯干的老地质工人。他的事迹我在成年后仔细地体谅过，一九六零年他带着很多工人，在大山里一天只吃一个馒头，却干整整一天的活儿。
　　他跟我说，干着干着太累了，钻井旁边的一块草地上铺着衣服就睡，醒来了睁开眼接着干，几个月过去了，活也干完了，那个草地硬是睡出了个人形，人形里的草都死了。
　　父亲是个打井的地质工人，一生中在地球上钻的孔多得数都数不清。曾经在一个大旱年，在难以打出水的地方打出了水，拯救了很多庄稼还有人。父亲曾经在病重的时候说他见到了那些被拯救过的人，随后父亲奇迹般地抗过了一次重病。
　　父亲一生大多数的时间都在野外打井，母亲说，饥荒的年代到了一个村子里，村子里人已经都饿死了，地质工人就先挖个坑，将村里后死的没人埋的埋掉，然后饿着肚子牛一样地工作。
　　我认为父亲那劳动的一生真的是苦难，真的是太苦难了。但有一次我问父亲，觉得自己的一生累吗，年轻的时候辛苦吗？父亲答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辛苦。
　　这个回答我不太理解，也许得需要我七十岁的时候才能理解。
　　母亲曾经告诉我，日本侵华的时候我的母亲家里只有一条裤子，大家轮流穿，裤子被别人穿走了我的母亲就搂着我的大舅围着被子在炕上坐着。
　　我问母亲，那时候苦吗？母亲答不苦。母亲说真正苦的是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亲。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亲我都没有见过，姥姥只是留给了我一张发黄的相片，而且这张相片也在地质队频繁的搬家中丢失了。
　　历史就这样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没有了。
　　我的好朋友蔡大头说他觉得童年太美好了，他对于人生的这个回忆态度让我很觉得奇怪，因为他如今在美利坚，开着BMW，住着只有在挂历中才能见到的宅里，童年的那些贫苦经历如何会觉得美好呢？
　　也许，生活中形而上的东西相对于物质生活更为重要，虽然我对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只有饥饿，加上困惑，不过在别人对童年的态度里和如今回忆那些日子的写作中，也逐渐地体验到了快乐。
任何苦难，人都是可以承受的。关键是人在承受苦难时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中我已经深深地知道了，苦难在随时等待着人类，无论他是哪一个年代的人。
1、命大

长大以后，我常听母亲提起我的出生，她说，本来就没有打算要我，我的到来纯粹就是一次事故（母亲的原话我不记得了，但就是这个意思。）爸爸总是出差，长年在外。地质队的大院是一片巨大的坟地，数千人陆续来到这里，围上铁丝网，在里面建住房、建医院、建学校、建电影院、建代销店（商店）和公共厕所，家家在房前屋后种满了自留地，种一切能种的粮食和蔬菜。
　　父亲是国家正式工人，母亲和其他的妇女们统称家属，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五、七队”，挖盖房的地基，挖泥塘，干所有稀奇古怪的活。母亲说，是很晚才发现有了我的。那时她在泥塘里挖黑泥，然后觉得有了我，于是，便报告了“五、七队”的队长，李红军的妈妈，一个大个子老太太，长大后我一直叫她李大大。经过“五、七队”领导的研究决定，我的出生肯定是弊大于利，因此，组织上决定，将我干掉，（现在已经无从考证领导们为什么一定要我的命）。当地没有堕胎的条件，需要去五里地外的县医院。母亲和李大大商量好，第二天就去县医院。
　　当天夜里，母亲做了梦，梦见了八岁模样（母亲说和我八岁时一模一样）的小孩，走到她的床前，说，可不要害我呀！
　　第二天，母亲和李大大结伴去县医院，半路上，母亲将昨夜的这个梦告诉了她。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她俩当时的思想活动，反正结论是留下了我。
2、把她扔下火车(图)
　　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母亲不再挖泥塘或者挖盖房的地基，而是去幼儿园当看孩子的阿姨，于是，我也几乎差一点儿被送给别人家，改名换姓。
　　和母亲一起看孩子的有一个阿姨，和母亲非常要好，这个阿姨居然生了五个孩子都是女儿，终于是没有了继续下去的信心。据母亲说，她非常喜欢我，疯了一样。和母亲提了很多次，想让母亲把我送给她家，并且向母亲描绘了我的未来，说我长大后将有五个姐姐疼我，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情形啊！
　　善良的母亲答应了。后来母亲这样说，实在不忍心看那个女人这样想要一个男孩。
　　为了接纳我，并且有足够的粮食吃，那个阿姨决定把我的那几个姐姐其中的一个送人，可总也送不掉，所以准备在坐火车时，从火车上扔下去。
　　俩口子真的带着最小的孩子上了火车。
　　准备动手的时候，男的说，你来。
　　女的说，你来。
　　男的说，你来。
　　女的说，你来。你是男人。
　　男的说，凭什么，这事就非得男人做。
　　女的说，就是应该男人做。
　　男的说，我是党员！
　　结果谁也没做，带着孩子又坐火车回来了。
　　母亲听说了这件事情，改了主意，没有把我送给他们家。从此我失去了我的五个“姐姐”。
3、性教育
　 “妈妈，你是从哪儿生的我？”所有的孩子都问过这样的让母亲无比尴尬的问题。我的妈妈是这样告诉我的：“孩子，你是妈妈从防空洞里挖出来的。”
　　对此，十三岁以前，我一直深信不疑。那时候有很多的防空洞，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一个洞口，用石头堵住，但会留下一些缝隙，我就经常望进去，思索我出生的秘密。
　　后来，一个外号叫“毛猴”的坏孩子先长大了，他比我们要大许多岁，敢跟比他大的孩子打架，敢跟他爸、他妈斗嘴，敢偷看女厕所，敢干所有我们都不敢干的事情。
　　有一天，他招集了很多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先扯了一些干透的丝瓜滕教我们当烟抽，他自己却抽从他爸那儿偷来的真烟。他将人生的所有秘密用极其生动的方式全都告诉了我们，尽管我们半信半疑，但却真实地印在了脑海中。
　　十四岁时我读到了那本著名的手抄本《少女之×》。十五岁时，一个女老师，红着脸将“生理卫生”课文中“生殖与发育”那一段朗诵了一遍。
　　二十二岁时，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同学要结婚，他认真地对我说，性生活的姿势和狗一样。我不认为他是开玩笑，因为小时侯，关于性的问题，我们见过最多的就是狗，各式各样的家狗、野狗，每到春天就牢牢地粘在一起，棒子打都打不开，大人、孩子就围在周围欢呼、追打，感到无比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