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蒙读者厚爱,这本著作第一版发行仅三四个月,出版社就开始考虑第二版。出版社李运才同志问是否为二版写篇序,我想就市场经济与世界地缘政治的关系说几句。
地缘政治研究,可以分两个阶段。人类生产最初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土地,特别是耕地就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地广粮就多,人多兵就多,粮多兵多国家就强大。所以那时的地缘政治讲的是陆权。中国军人多研究险关要塞,而较少研究外部世界。工业革命后,西方的地缘政治观点突变,地缘政治在他们那里已成为一个反映世界联系的法权而非皇权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市场本身就是开放的和世界性的。此后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世界,关注海洋,并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研究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今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而世界资源的稀缺程度与大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同比例发展,则是国际政治所呈现的历史规律。资源到哪里,地缘政治就到哪里。地缘政治对我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直接影响。中国的地缘政治特点是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东部大海利于海上贸易,中亚的能源可直接与中国连接:一部分将进入中国“西气东输”管道,另一部分则通过马六甲海峡输入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把能源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但我们在日益依赖世界资源的同时,却对国际资源丰富的地区没有多少控制力。美国人赞扬中国人勤劳能干,但能干的人饭量也大。中国在为世界做出大贡献的同时,对外部资源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大。天下哪有只干活不吃饭的道理。可现在西方人就想让中国人只干活不吃饭,即只为世界作贡献,而不能与他们平等地分享世界资源。这既不可能,也不符合权责对等的国际民主原则。中国并不总是“地大物博”,最近的限电增多就说明我们已拉响了资源短缺的警报。拥有巨大生产力的中国,在资源方面已是“饥肠辘辘”。
平等分享世界资源,这是我们应享有的国际民主权利。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这种权利。有人说,有钱不就有资源吗?要知道财富和资源是跟着暴力走的:工业革命前英国人比中国穷,1840年他们用枪炮打入中国,财富此后就流向西方。而富得让洋人羡慕的中国人,仅过了半个世纪,竟成了所谓“东亚病夫”。
海权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命脉,也是当今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薄弱地带。当今国家竞争力,更多地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拥有总量及其控制能力。与世界联系的最方便的载体是海洋,各国现在都重视制海权的争夺。西方的海权是指海上控制力(sea power)。 中国的海权则意味着平等的海上权利(sea right )和捍卫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sea power)。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谁拥有强大的海军并能有效控制海上通道,谁就在国际利益分配中占有较大的份额。控制海洋、掌握海上运输通道,就能够及时让世界资源安全地流向本国。如果将制海权比喻为“输液”,那么制陆权就是“吃药”,“输液”能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血液直接将药物送达病灶。血液就是人体的“海洋”。
中国统一,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首张资格认证书。台湾问题不仅涉及中国主权问题,就其现实迫切性而言,它更涉及关乎中国发展命运的海权问题。实现中国对台湾、钓鱼岛及南沙诸岛的主权,既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也是实现中国海权的关键步骤。现在国家统一的任务日益紧迫。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生存和未来发展就受影响。统一祖国需要富国强兵。国富兵不强,我们的现代化成果就无法保护。我们有60%左右的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庞大的贸易依托海外市场。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贸易大国都是海上强国;贸易是随炮舰而非随合同先行的;没有海军就没有可靠的资源保障。大家现在热衷于谈论民主,其实民主是需要更多资源支撑的。
学风建设关乎中国的命运。人老呆在床上,下来走路就会脚疼。学术长期在半空忽悠,谈问题就不可能切合实际。医生看病不应只为宣传自己的理念,而应为治病救人。药方再好,开药方的逻辑再严密,但不治病或治坏了病人,那就不是好药方。学者应当学会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能只将学问用于所谓“建立学术体系”。历史上,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离亡国就不远了。宋朝时,空讲理学,结果皇帝被北方游牧民族赶到江南去了。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竟被一个马上民族所打败,这是宋朝的秀才们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独秀、王明脱离中国实际的学风,导致中国革命严重受挫。井冈山和延安时毛泽东提倡调查研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此后中国革命就渐入佳境。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人。
最后,需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本书第一版排版中有少数误字和表达不确之处,在二版中已作更正。 借此机会,再次向山东人民出版社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深表谢意。
张文木
2004年9月
自 序
这几年做国际政治研究有了些新体会。在学问长进的同时,思想却越来越谨慎。这正应验了“学然后知不足”的古训。书是要影响人的,作者对读者和社会是要负责的。思想敏锐与历史纵深感是本书不需多说的特点,在开篇前,我应告诉读者的是我的学术不足,这样可使读者更全面和更客观地把握书中的观点。
本书所研究的是国家战略,做这种学问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哲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它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两方面,尤其是后一方面,我明显感到不足。我的学术生涯大多是在学校和研究所度过的,这对我研究战略问题形成一定的制约,而这在短期内又不是凭书本知识可以弥补的。因此,我研究成果的价值可能在于一种视角或一种观念。未经中国现代化实践检验,现在真不敢断言,我关于战略问题见解中的正确和错误的成分都有多少。中外历史上如赵括、马谡及盖达尔等书生误国的事屡见不鲜,我经常警诫自己一生不要犯那样对不起后人的错误。因此,我希望大家在阅读本书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加以思考,并在新的实践中形成更好的和更贴近中国现代化规律的认识。
观念进入操作层面,要有一系列相当复杂的环节。学问人要形成相对正确的观点实属不易,但将这些观点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则更难。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同意这个见解,并认为“改变世界”应当是我们学问人关心的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实践应当包括在我们学问之中并占据学问最本质的方面。不进入实践的学问,正如不结果的花朵,对中国进步的作用是极有限的。我书中的观点,只能是在我今天有限经验基础上的认识,希望它能帮助读者发现更接近中国发展规律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对学问人来说,写一篇好文章也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写好文章,不写坏文章。只有一辈子写好文章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学问家;而只有对实践和历史负责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个人的学术尊严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是凝聚和推进中国学术力量及其进步的主动力,当然这也是我学术研究的主动力。但是,饭要大家一块吃,学问也要大家一起做,因为中国的事业需要大家一起干。最贴近真理的学问肯定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历史上,大凡自称独占真理的人往往被真理所奚落。在真理面前,我永远是学生。为了少犯认识上的错误,我还要更多地向大家,尤其要向有经验的老前辈学习。这是我为学多年的一点真实体会。
本书是近几年我就地缘政治及其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研究的成果,都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些曾公开发表。借此出版机会,我对有些内容做了一些增删和文字改动,特此说明。
张文木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