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与头衔

回来之前，我正在UCLA要结束博士论文。一般的程序，是先过博士资格考试，通过者就去找博士论文的题目，然后经过一个国内叫做“开题报告”的门槛，开始论文写作；论文写出来之后，再通过一场论文指导委员会的“答辩”，就可以办手续取得博士头衔。但是，我所在的那个项目——我的论文方向是经济史，由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组成委员会——比较特别。这个项目博士论文的“开题”与“答辩”是合并在一起的。就是说，在导师同意开题之前，你的论文研究的基础工作，甚至大部分研究工作，都要做得八九不离十。答辩一通过，学生只需把经过最后润饰的论文分头给委员会成员签字，再也不要上“堂会”去“保卫”自己的论文了。

我很幸运，答辩一次过关。老师们很高兴，书面写下的意见无非肯定我的论文“有极大的潜力”。我也很高兴，因为自己选的论文题目，连同提出的问题、对前人研究的评价、新的假说以及准备的资料和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一并被认可“够博士资格”。屈指算来，那时距我进入UCLA的博士项目不到四年。

有两位在英文上帮了我大忙的美国同学，知道我于1989年“计划外”进入美国的时候还“目不识丁”，不免好奇。是的，我是进了美国才开始正式学英语的。第一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如诗如画的科罗拉多州的布德镇学了九个月的英文；第二年，经Gale Johnson 教授的推荐，到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了一年访问学者；第三年，就进入UCLA。就算一个念书的天才，这样“走”得也不算慢吧？何况我对自己考察了多年，结论是智商平平，与天才扯不上任何一点关系。这里面的“经验”，我将来在论文的中文版面市时，要向读者交代。

但是，已经通过答辩的论文，后来却“搁浅”了，一直要等到2000年夏天我再次回到UCLA才办完全部手续。本来到1995年底，我论文的主体章节，就已经分别写过两三稿；剩下的，就是一章能够将全文贯穿起来的“导论”和一章“结论”了。本来的如意算盘，是在1996年暑期前结束全部论文，秋高气爽时节就打道回府。按照过去的进度，这并不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我的论文在答辩通过后还搁置五年之久呢？

到北大任教

最重要的变故，是我接受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聘约，于1996年春季开始回国任教。知道我的人，对我回国都不会奇怪。有着十年“土插队”外加十年“农村调查”的经历，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队”读什么博士，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意外的“偏得”。在美国一住六年，除了对那里的大学图书馆、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发现任何适合于我，同时又能让我高兴的事情可做。回国，对于我只是一件早晚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抉择。

但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的情景，我站在北大荒农场一只高音喇叭之下，一边听着本年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报考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是时我的年纪已经二十又八，而仅仅在上一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还是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北京大学要不要岁数大的学生呢？我没有把握。痛苦再三，我只好放弃了填写北大。

因此，1995年秋季我收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约，当天就签名表示荣幸地接受。我对自己说，当年没有当成北大的学生，现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当一回老师，这样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各位读者，你要知道北大的吸引力吗？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回接受聘书的信函之后，我才想起自己还从来没有教过书，并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书！

在北大教书，是一件过瘾的事。比较下来，我以为北京大学最优良的资产是她的学生。是的，蔡元培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和精神，至今对全国最优秀的学子——每年从多少万高考学生中胜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资水平来考量师资水准，北大至今还比不过台湾大学、东京大学、香港大学和UCLA，但是要论学生出自“千里挑一”的优秀，北大可以把所有这些学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为学生们的口味很“挑剔”，像我这样从来没有教过书的，也被逼得好像会教书了。

本来，到北大任教与论文收尾工作可以并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学院的James Lee教授——他在我离开之前告诫我，回国后千头万绪，要完成论文难上加难——不幸而言中，我很快就“卷入”了对改革中的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而把博士论文搁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论文反正通过了答辩，已经被导师们认为够博士水准，晚一点拿头衔吗，对我的学问半点影响也没有。可是要论现实的经济问题，我“离土”已经六年——虽然其间为了毕业论文有过数次回国实地调查的经历，但接触问题的面毕竟很窄——“实感”被岁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机会补补课，接上一点“地气”，我是不应该拒绝的。

接“地气”：水工研究

机会接踵而来。第一档，是杜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研究一项大型供水工程。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外加背离价格机制——结果只能是到处叫喊“水的危机”，且不能指望靠任何调水之策可以解决问题——是产权经济学不能放过的一个题材。20世纪80年代我跟杜老参加过四省治淮会议，并在安徽王家寨亲眼目睹抗洪过程中上下游“兄弟地区”之间酿出的“公地悲剧”，对治水当中的人文和制度因素，有所感知。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我对水——尤其是黄河之水——有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现在杜老发话，加上山西方面当时主其事的郭玉怀先生热情邀请，岂有不去之理？

于是，我和老友宋国青教授带着几位学生，直奔黄土高原而去。从1996年秋季开始，这项研究差不多持续了三年。虽然至今我们没有为此公开发表过一个字，但是借着这项研究，我们对水权、水价、水市场、“国家工程”的决策和执行，以及工程建设体制等，有了透彻的理解。对于竞争、垄断、自然垄断，还有那著名的“平均成本曲线陡峭地向右下方倾斜”情景下的“定价悖论”——这是经济学提出的老大难题，20世纪40年代科斯对此有过重要的提点——我们可是像张五常讲过的一样，因为对一个实例下过足够的工夫，“盲拳可以打倒老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