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漂 泊 者
　
　但是请告诉我，这些漂泊者是谁……?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第五哀歌》(1923)

　　从一开头，我们就是漂泊者。我们知道在160千米(100英里)之内每棵树的位置。当果实成熟时，我们就在那里。牲畜每年迁徙，我们都跟着走。我们高兴地品尝新鲜肉食。我们中间少数人合作，靠密谋、伪装、伏击和全力进攻，完成了多数人靠单独狩猎办不到的事情。我们相互依赖。想象起来，靠我们自己单干，就和定居一样，是荒唐可笑的。
　　我们联合起来，保护孩子们不受狮子和狼群的侵袭。我们教会他们所需的技能和使用工具。那时和现在一样，技术是我们生存的关键。
　　每当干旱持续，或者在夏日天气仍令人不安地寒冷，我们便成群地迁徙——有时走向未知的土地。我们寻找更好的地方。当小小的游牧群中跟别人合不来时，我们便离开，在其他地方寻求比较友好的团伙。我们随时都可以再从头干起。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在99.9％的时间里我们都是猎人和粮秣征集员，也是在沙漠与草原上的流浪汉。那时没有边防卫士，也没有海关官员。到处都是待开发的土地。约束我们的只是大地、海洋和天空——加上偶尔碰到的粗暴邻居。
　　在气候惬意食物丰盛时，我们愿意定居下来。这时不再担风险，出现了优势，也不必谨小慎微了。在最近1万年间——这在我们的漫长历史中只是一瞬间——我们已经放弃了游牧生活。我们已经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在你能够轻易取得食物的时候，又何必去追捕猎物呢?
　　虽有种种物质利益，定居的生活仍使我们感到不安和不满足。无论在农村还呈城市，甚至在400代人之后，我们也不能忘怀过去。广阔的道路像一首几乎被人遗忘的儿歌那样，仍在柔情地召唤。我们怀着某种幻想，开发遥远的地方。我觉得，由于自然淘汰，精心培育起来的对事物的好奇心已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漫长的夏季、温暖的冬天、丰硕的收成、充足的猎物——哪一样都不能永久存在。我们没有能力预测未来。灾难事件惯常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偷偷地袭击我们。你自己的、你所在的群体的，甚至你的种族的生活，可能全靠少数不守本分的人来决定，被一种他们难以说清或理解的渴望，吸引到未曾发现过的土地或新的世界。
　　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㈠在长篇小说《白鲸》中，代表古往今来和四面八方的漂泊者谈到：“一种对远方事物的永恒追求使我苦恼。我喜爱去非常凶险的海洋航行……”
　
　　对古代希腊人与罗马人来说，已知的世界包含欧洲以及被缩小了的亚洲和非洲。环绕它们的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世界海洋。外出旅行可能遇到被称为野蛮人的劣等人，或遇到被叫做神的优等生灵。每棵树都有它的精灵，每个地区各有其传奇英雄。但是神灵并不太多，至少在早先大约只有几十个。他们住在山间、地下、海中或天上。他们向人们传送信息，干预人间事务，并与人生育儿女。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探测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于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出现了：野蛮人完全能够和希腊人、罗马人同样聪明。非洲和亚洲比以往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世界海洋并非不可逾越。对跖人①是有的。存在三个新的洲，它们在古代就有亚洲人居住，而这些情况欧洲人从不知道。还有，令人失望的是，神灵难以找到。
　
　　人类从旧世界向新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迁移，大约出现在11 500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当时极区冰盖扩大；导致海洋变浅，于是人们可以在陆地上从西伯利亚走到阿拉斯加。1
　　000年之后，有人到达南美洲的南端美，即火地岛。远在哥伦布之前，印度尼西亚的英勇移民就驾着有桨的独木舟探测西太平洋；婆罗洲人移居马达加斯加；埃及人和利比亚人环绕非洲航行；而来自明代中国的一支庞大的远洋帆船队在印度洋往返航行，在桑给巴尔建立一个基地，绕过好望角，并进入大西洋。从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帆船发现新大陆(对欧洲人来说，无论如何也是新的)，并环绕地球航行。在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与俄罗斯的探险家、商人和移民，分别向西和向东跨越两个大洲，争着奔向太平洋。无论当事人可能是如何轻率无知，这种探险与开发的热忱具有明显的存在价值。它并不局限于一个民族或种族。它是全人类所有成员共有的天赋。
　
　　自从几百万年前人类首次在非洲东部出现以来，人们已经漫游到地球各处。现在到处都有人烟：在每一个洲，在最遥远的岛屿，从北极到南极，从珠穆朗玛峰到死海，在海底，以及有时甚至在320千米(200英里)高处都有人——就像古时候传说中栖息在天穹中的神一样。
　
　
　　目前至少在地球的陆地区域，剩下来供探测的地方似乎没有了。探险家正成为其成就的受害者，现在只好呆在家里了。
　
　　人们的大规模迁徙——有的是自愿的，但大部分并不是——形成了人类的生存状况。今天我们中间逃离战争、迫害和饥荒的人，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多。在今后几十年，随着地球上气候的演变，看来会有更大量的人因环境恶劣而逃亡。较好的地方随时会呼唤我们。在地球上，人潮仍将时涨时落。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已经有人定居了。别人对我们的困境并不同情，他们已经在我们之前到达那里了。
　
　
　19世纪末叶，在欧洲中部辽阔的、多种语言并用的、古老的奥匈帝国的一个偏僻市镇，莱布·格鲁伯(Leib Grubcr)正在成长。在捕捞时节，他的父亲以卖鱼为业，生活是艰辛的。青年时代的莱布能够找到的唯一的正当生计，就是背人渡过附近的巴格(Bug)河。顾客不论男女，骑在莱布的背上；他脚穿珍惜的长统靴(这是他的谋生工具)，涉过河流浅滩，在对岸把他的乘客卸下来。有时水深齐腰。那里既无桥梁，也没有渡船。本来可用马匹渡河，但它们有别的用途。于是此事留给莱布和与他一样的一些年轻人去做。他们没有别的用处，找不到其他工作。这伙人在河边上闲逛，高声报价，向可能的顾客自夸他们背得多么好。他们出租自己，就像四条腿的动物。我的外祖父就是一头载重的牲畜。
　
　 我想莱布在他整个青年时代，从来不敢走出他的家乡小镇萨索(Sassow)100千米之外。但是在1904年，他突然跑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按家里的传说，这是为了逃避一次杀身之祸。他丢下自己年轻的妻子。和他的死气沉沉的小村庄相比，德国的那些大海港城市真是有天壤之别。大海何等浩瀚，高耸人云的摩天大楼以及新土地上永无休止的喧哗，对他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对他的出走一无所知，但是找到了他的妻子采娅(Chaiya)后来出行所乘船只的船客名单。莱布有了足够的积蓄后，把她接过去了。她乘坐的是一艘在汉堡注册的巴塔维亚号船上最便宜的舱位。读到下面简短的文字记录，真令人伤心：她能够阅读或写字吗?不能。她会讲英语吗?不会。她有多少钱?我可以想象她回答“一元钱”时，是何等狼狈与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