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知情人一旦到场，人们总是期望他讲述事实，全部事实，只有事实，没有其他。不少与中国有关的知情人，的确已然说出了事实，但也许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够只讲事实，不讲其他，因此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讲述全部的事实。无论学识多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知晓中国人的全部事实。因此，本书所述将面对三个不同观点。
　　第一，也许有人会说，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真实素质，这种努力纯属徒劳。1857-1858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柯克[注]先生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去观察处于不同情况之中的中国人，并可以在训练有素的人们的帮助下通过他们的眼睛去正确地理解中国人，正如那时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作家一样。柯克先生在他出版的信件的前言中，是这样为失败地描述中国人素质而致歉的：“我没有在这些书信中采用描述中国人素质的精品文章。这是一个极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这样吸引人，提供这样大的空间来发挥精致的假设、深入的概括和成功的教义。每一个微不足道但又非议我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指责我没有从这些机会中做出些什么。事实上，我本来已经写出整体中国人的几条好的素质，但不幸的是，在我写作这些文章之时，我看到的中国人的言行粗鲁，与我的假设产生磨擦，因此为求真实，我接连烧掉了几封信。需要补充的是，我曾经常常与几位杰出而诚实的汉学家谈及此事，总是发现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不可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中国人的素质这个整体。然而，这些困难只有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才会碰到；一个时髦的作家，尽管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却会轻易地写出一篇花里胡哨而不符事实的分析文章，而这个题目所需要的恰恰就是事实。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获得必要的知识，去理解某个中国佬每一次一闪而过的心理矛盾，估量这种心理矛盾在总体中国人之中的确切分量和影响。而目前至少有一点令人满意：我避免了严格的定义，而是用最为固定不变的素质来描述一个中国佬[注]。”
　　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已经成为国际形势中的一个因素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不惧压力；我们更可以感到，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确，只有在中国才能确切地理解中国人，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行。不过，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是一捆矛盾，根本无法理解。但是，我们还是无法找到确切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与中国人打了几百年的交道，却无法像解释其他复杂现象的集合那样，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能互相协调。
　　针对本书，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不同观点，认为本书作者不具备写作这本书的资格。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件事并不能保证他能写出关于中国人素质的文章来，正如另一个人在银矿里埋头苦于了二十二年，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他就能写作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一样。中国是一个广阔的整体，一个人如果没有访问过一半以上的省份，只在两个省住过，那他当然就没有权利来总结整个帝国。这些文章本来是写给上海《字林西报》[注]的，只与该报纸的读者有关。然而，有些话题令人激动并且感兴趣，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因此，人们要求作者收集成册。[注]
　　第三个不同观点是，有人认为本书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人道德特点的观点，是误导性的，不公正的。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印象不是统计学，印象不可能点点滴滴都正确。印象如同照相底片，没有两张底片是相同的，但任何一张底片都可以忠实地反映其他底片无法反映的东西。摄影的硬片不同，镜头不同，冲洗不同，最终照片也不同。
　　很多人在中国住了很久，比笔者更了解中国，他们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实质上相同。另外一些人的观点也应该受到同样重视，他们认为在某些部位抹上一点鲜亮的色彩，会增加整个“单色的”画面的真实程度。依照这些批评，本书作了彻底的修订。由于本次重版时间紧迫，原先讨论素质问题的篇幅有三分之一忍痛割爱了，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而《知足常乐》一章则是新近写就的。拒不赞美中国人所具备所展示的优秀品质，拒绝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会有一种先入之见的危险，言过其实地去夸奖中国人的道德实践，这种夸奖无异于一味贬低。这不禁使人想起萨克雷[注]，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蠢，坏人却很聪明。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好人总是有眼无心。有一幅木刻，刻出一棵橡树，观摩者应邀前往，从木刻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侧身像，拿破仑低着头双手抱胸。长时间注视之后，人们总是看不到侧身像了，想想其中一定有错，但一经说明，就会明白不可能看着画面却看不到拿破仑。同样，中国的许多事情一开始谁也没看到，但一旦看出，便永远不会忘记。
　　正如限制性的从句不可能引入每一个普通句式的句子一样，需要明确地提醒读者的是：本书的这些文章并不试图概括整个帝国，也不是外国人观察和经历的全面概括。这些文字只是一个印象，一个由一个外国人从许多中国人“素质”之中得出的印象。这些文字不是中国人的画像，而只是一个观察者用炭笔勾勒出的中国人某些性格的速写。无数条光线汇聚起来，便成为一条完整的光束。这些文字也可以认为是入门书，其中讲述的各种特点，不仅来自笔者本人的经验，还来自许多人在许多时候的经验的集合。正是如此，这个课题有了这么多的例证。
　　密迪乐[注]先生，是写作中国和中国人的众多作家中最具哲理的人，他曾说起过，向人介绍一个外族的民族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请他仔细阅读一些笔记，而这些笔记仔细记载着曾经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大量事件，特别是那些看来完全异乎寻常的事件，还有这个国家当地居民对此所作的解释。
　　这样的事件如果列出足够的数量，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总的原则。结论可以受到怀疑或否定，但引用的这些特例却只因为一个原因而不能弃之不顾：它们的真实程度如此之深，任何关于中国人素质的理论都必须对它们加以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