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对单个儿童或儿童群体行使管理职责的时刻起，无论她是学生还是机构成员，是称职的还是不称职的，是有经验的还是无经验的，行为管理的挑战就开始了。我们不可能等到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们变得更加自信、有见识和熟练之后，才让她们对孩子们的行为作出适当的回应。专业工作意味着要求人们应当能够保护儿童远离危险，包括不让他们伤害自己，要求确保能提升孩子们的幸福，包括他们的发展和学识。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需要对孩子们的行为作出敏锐的反应以维护积极的人际关系、自尊心和创造出学习的机会。

今天的儿童正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当今社会要求孩子们从小就要善于合作，要求他们更加成熟和独立自主，而这些要求的程度远高于对过去儿童的要求。当代的儿童在出生后的头五年需要在团体中活动，会在教育机构中度过更多的时光。很多时候儿童是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们会更多地和非家庭成员相处在一起，如保姆和幼儿学校的老师，因此他们将更加社会化。社会日益关注儿童在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管理下的时间量以及儿童期的质量，而儿童在集体生活中的体验让人们更有兴趣去了解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是如何帮助儿童成为有能力、有贡献和负责任的文化与社会成员的。

近年来，人们对儿童及其行为的关心和兴趣源于全社会范围内的高水平教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亲子互动和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越来越少，孩子正变得越来越宝贵。而同时大量的关于生理发展、情感发展和性意识发展方面的报告却表明家长在与孩子沟通方面存在许多的问题并陷入困境。

生活在当今社会中的儿童、家长和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都备感压力。部分的压力来自于现代生活的步伐和要求。但关于儿童行为，其中一个特别的压力源自于我们缺乏关于如何教养儿童和实施行为管理的传统。在过去，养育儿童的技术是已经为前人所验证了的，这些方法被一代代地传下来。应对儿童行为这项任务并不显得困难，因为“处方”已经在手边了。然而，这种传统的惩戒回应方式的趋势会造成新的问题。尽管像很多国家一样，在澳大利亚体罚也同样是被禁止的，但是一些早期儿童工作者依然从事着为法律所禁止的一些行为，这些行为甚至包括:辱骂孩子、打孩子、掐孩子、恐吓、罚站角落、把孩子锁进橱子、把孩子捆在椅子上或床边、对孩子大声呵斥、羞辱孩子以及其他让孩子丧失颜面的手段。因此，让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学到更多适宜的行为管理方法，并将这样的规范纳入课程之中作为行为管理政策法规条款的一部分就显得尤为关键。

然而，尽管我们对儿童发展已经有了很多的认识，但是对家长和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来说，以适宜的方式来指导和训练儿童这项工作依然显得十分困难。当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体系之中。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价值体系来引导人们的行为。由于儿童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变化，传统的权威价值观和教养方式不再被人们接受，和儿童相处的成人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去做(Balson， 1994)。她们知道传统的方法对这一代儿童是不适合的，但是她们也没有找到适当的更能体现出民主和人文价值观的方式来引导、规范和管理儿童的行为。

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有特殊的责任来确保自己和孩子的互动与呼应确实是反映了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期待、标准、规范和规则。由于她们是在一个被精确定义的领域内工作，所以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还被要求以大众都普遍接受的方式来行事。这些要求同了解儿童及其行为的本质一样形成了有效行为管理所具挑战中的一面。

尽管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中很多人素质很好并富有经验，但她们依然很容易感受到由于行为管理所带来的不协调和不可预计的挫折与失败。她们需要牢记每个儿童都是独特的个体，儿童是带着他们自己与生俱来的遗传特性、家庭和文化的价值观与倾向、社会的影响和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到儿童中心的。儿童的行为也受到周围具体环境的直接影响(Rodd， 1988)。儿童在可接受行为和不可接受行为上的敏感度与反应度是不一样的。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要知道环境的特征能帮助或阻碍适当行为的产生。最终，儿童所表现出的问题行为的类型能影响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行为管理的成功。一些行为，比如是刺痛和攻击行为似乎更对训练技术具有反抗性。有时候，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最好的意图和练习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如果事先有“一些孩子的状况和问题的确是很难有效地处理”的认识的话，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就会更容易面对诸如事倍功半、教育方法见效慢等挫折。

由于有效地管理儿童的行为对于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需要能实际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了解自己的局限之处和在哪些方面学识不够。宁愿承认自己的局限与不足并能进行后续的训练，也不要把这看做是自己的脆弱和失败。由于孩子、家庭、文化和社会的变化是如此迅速，所以成为一个好学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训练、阅读、与他人交流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和反省，成人总可以在管理儿童行为的过程中获得新的东西。甚至是那些将儿童送到不同的早期儿童教养中心的行为，如从大型的日托中心到家庭看护中心，都可被视为反映人们对儿童个体独特需要关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