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我们自身的缺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年代里，世界的空间距离一直在缩短。在不到24小时内实际上就能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时，就几乎不剩下什么遥远的地方了。随着世界相对的缩小，产生了人们的一种新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界人民命运的新的关注。这种关注特别转向世界富国和贫国之间的鸿沟上；鸿沟随着每一代人的延续而不断扩大。新的探索和研究浪潮已席卷了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
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资源现在正用于这些研究。浪潮正在高涨，我们经济学家正骑在浪尖上。战前，对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最深入细致研究是来自西方富国学术中心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常在静态意义上向我们描述了这些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处世哲学。对各种变化的分析通常从“动乱”的角度进行的。现在，经济学家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研究不发达、发展，以及拟定发展计划的动态问题。
我们在研究方向上的这一巨变并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的发展，而是巨大政治变化的结果。殖民列强结构已经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不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渴望发展。最后，在冷战中达到高峰的国际紧张关系已使不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心的问题。
就西方国家以及它们的学者与学术机构而言，显然这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不发达国家问题的兴趣的最重要原因。在不发达国家，本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而且偶尔引起冷嘲热讽的评论：西方和苏联之所以都乐意援助他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国家形势和问题很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世界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使不发达国家的内部事务具有国际意义。
应该记住，南亚国家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殖民列强体系瓦解之前并无很大不同。唯一的重要变化是近来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而在其人口迅猛增长之前，甚至在我们充分认识这人口问题之前，就已经爆发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的科学兴趣。总的来说，南亚的民众现在像战前岁月里一样穷，他们的生活像战前一样悲惨。
但是，他们的贫困和苦难并没有诱使经济学家对他们的境况产生任何大的兴趣，更不用说把注意力集中于怎样通过经济计划和协调的大规模国家干预以促进发展等各种问题了。遵循这种路线的实际行动就脱离了政治可行性的范畴。这种行动的迫切感也就更小了。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对此毫无兴趣。显然是现有世界政治形势的反映。更明确地说，这种麻木不仁反映了殖民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受支配民族和对我们的影响。这些政权并不强调这些问题的政治重要性以引起人们对经济不发达的大规模研究。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在自我认识中尝试着弄清科学努力、特别是经济学努力的方向是怎样决定于我们生活的社会，更直接地决定于政治气候，这是使人耳目一新，而有益的锻炼。与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李斯特、马克思、约翰·穆勒、杰文斯和瓦尔拉、魏克赛尔以及凯恩斯的名字相联系的经济思想的重要重建都是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的反应。
要得到更精致的社会科学研究图像，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变化了的世界政治形势是我们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不发达国家问题上来的原因。一旦我们承认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问：它是否并不影响研究领域的选择和进行研究的方式呢？尽管这种研究领域的转移表明我们合理调整我们的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我们一定在想它对我们研究工作中使用的方法的影响可能是引入了非理性的偏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政治形势是以殖民列强体系几乎完全消失为特征的。殖民地已被独立的国家所代替，其中有势力的集团正或多或少成功地要求实行国家计划促进经济发展，使他们的国家摆脱贫困和停滞。伴随着这两个重要变化而来的是另一系列的变化：苏联的得势；共产主义政府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的激增，尤其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对世界冲突中的双方来说，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倾向性——或至少是保持中立——在争取安全与权力的斗争中已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担忧不限于不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他们在国家巩固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在下列意义上也成为冷战的一个方面：他们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方向对斗争着的势力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由于濒于危险的巨大利益的推动，西方的各国家当局、主持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舆论自然都迫切要求研究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这种要求研究的呼声完全有道理，因为这些问题对西方国家自身具有与日俱增的政治重要性。但是，他们也希望各种研究能得出合适的结论，以一种被认为对官方和一般国民利益有利，至少不是有害的形式出现。上述这种对国民利益的关心在不发达国家本身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机构和受过教育的阶层对于社会研究涉及到的大多数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敏感。
上述内容的含义是，对不发达国家问题的研究现在经常是为了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从启蒙运动继承下来的一般和永恒的社会准则而进行的。各种研究现在都以是否有助于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来判断是非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