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畔春夏秋冬


◎ 蔡博


中南民大六十年，我只与她共度，四个春夏秋冬。
二○○四年，入学的那个秋天，我第一次离家，住进南湖畔边的宿舍，11栋209室。同一个寝室的陆敏，从广西来，已经在学校里读了一年预科。他生得一副典型的南方面孔，眉骨很高，双眼深邃，是我们寝室的大哥。二哥熊虎呢，人如其名，高高壮壮，虎背熊腰。他算我半个老乡，也是湖北人，家在鄂州，我们的感情也是最亲。还有吕焘，一个外表憨憨胖胖，但内心极细的山东汉子。隔壁几间寝室，也住着我们经济学院的同学，有重情重义的涛哥、有小帅哥周珅、也有歌神海舰……据说经济学院是大院，人也多、势也众，因此只要学校有比赛，不管是新生杯还是南湖杯，总能捧回一个名次来。可以跟我们在场上狭道相逢的，大概除了管理学院，就是文学院了。
当时的文学院，是学校的一个传奇。中文系、新闻系、广告系、还有尚未独立门户的美术系，有太多的才子、才女，皆出于此。他们年轻气盛，意气风发，南湖文脉，薪火相传。据说，曾经学校论坛上，有“三驾马车”之称的朝北、之南和中南偏北，就都是文学院来的。立志要“做中南民大最好的报纸”的《文学院报》，亦是学校里的一段佳话。
其实，我们寝室对面住着的，就是同一级入学的文学院学生。后来相识，并共事多年的张栋、李其文、吴斐然他们，就住对屋。先是邻居，后成同事，全因为我们都加入了《大学四年》杂志社。说起这份杂志，于我还真有些缘分。《大学四年》正是我们入学的那个秋天发刊的。当时的社长是张丽娜，总编好像是一位姓蓝的女生，名字不复记得了。杂志社里有许多热情、无私的前辈，像吴俊、樊潇、秦明明……还有好多如我一样慕名加入的新人。一路走来，我竟也从一个小小的采编记者，变成了记者团长，变成了一任总编。但最当初，《大学四年》的一切，一如大学四年，对我们而言，都是崭新的，甚至比我们自己还要年轻，充满了太多的可能性。我们为每一期杂志选题、组稿、排版、印刷、发行，我们每一次的闲聊、争辩、和解……如今回想起来，或许都是这本杂志在带着大家往前走。我们编辑杂志，杂志也在塑造我们每一个人。
冬天常常是最忙碌的时候。岁末年初，万象更新，大家一边忙着《大学四年》的出刊，一边忙着各自的考试。这本杂志最开始是一学期做两本，后来增加了六月份的“毕业特刊”和九月份的“新生特刊”，一年要做六本。平日的杂志算上4个封面，一共有70个页面，特刊则是大约36个。一年到头，大家用365个日子来记忆，我们则是和500个版一起度过。也正因如此，学校大礼堂斜对面的小印刷厂里，总是挤满了杂志社的人，三三或两两、一届又一届；也许那里才是我们待得最多的地方，也是学到最多的地方。而在这里学到的，绝不仅是僵死的知识，更是活生生的经验与心得；在这里学到的，亦是如何与人相处，是如何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予以赋形、传而播之。
如果你见过春天里的民大，在春风柳絮里走过南湖的岸边，你会明白，什么才是最好的时光。而在我的记忆中，中南民大电影社，就永远住在这春天里。
其实民大电影社，在我入学的时候是叫影评社的。那时社团里的前辈们，亦是校园里的另一段传奇。有个计算机学院的男生，叫胡科，他在我加入社团的时候，已经从社团“退休”了，但对我们每个社员仍然有如亲人。我还记得二年级的一天晚上，他带着我还有郭兴夏和李俊一起溜进他寝室，在他的电脑上，看了一整夜的电影。第二天我们走出寝室，天色甫亮，露水方歇，那样的一个清晨，或许真的不复再见了吧。还有文学院的高材生林望，据说每次考试他从来不用复习，却年年都拿一等奖学金；而他还有一个习惯，每期都买两本《看电影》杂志，一本借人，一本私藏。经济学院的龚婕呢，则是一个可以把某些日本电影的台词和演员表，倒背如流的漂亮女生……
说到“影评社”改名为“电影社”，其实是李俊和郭兴夏的提议。他们觉得，社团不应该只顾影评这一端，我们也可以拍起来。那时的我们，爱电影，真的意味着热爱电影的一切。于是我们三个人去找当时的社长刘柏因商量，就在第三食堂的二楼，刘柏因也跟我们同级、同心，就是这样，社团新生，重头再来。刘柏因做社长，李俊和郭兴夏主管拍摄部，冷娜、王韦玮和韩嘉睿主持放映部，我则打理评论部。名义上有分工，实际上是合作。这些人，到现在，已经变成我一生的朋友，无法抛弃，无可放弃。渐渐地，低年级的韦丹萍、李思睿、仇科成、周利军、武亮宇、张海立、法竞……也都一个个地加入进来；再后来，大家一个个地毕业，天各一方，却仍在以各自的方式，继续着当年在电影社结出的缘分、留下的梦想。
电影社举办的活动和放映的电影，遍布学校每一个角落，校园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的观众、我们的伙伴。一二食堂之间、大购的天台、老大活的教室、新体育馆前的广场、南湖边的操场、现在的南书院以前的6号楼、学术报告厅、文学院1号楼3号楼、后来拔地而起的15号楼、还有大礼堂……电影社最风光的时候，曾经独立拍摄了好几部电影短片，举办了好几届“武汉高校独立短片节”，并与贾樟柯、李安等导演面对面互动……可以说，不只是民大人，武汉高校热爱电影的朋友，武汉媒体关注青年文化的记者、编辑，几乎都认识电影社的logo和那个身穿黑色背带裤叫作Kimewa的有趣的小家伙！当然，电影社也有寂寞的时候，比如在1号楼放映杨德昌导演的《一一》，影片放完，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不到十个观众。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时的社团和那时我们对电影的热爱，恰如“电影社”这个名字一般，是那么纯粹；亦如电影社十周年活动的主题——梦与成长。回想起来，正是这样纯粹的梦与成长，在我们离开校园、告别南湖之后，给了我们每个人继续前行的方向和力量！这种方向感和力量，是当我们面对今日社会种种不公与不安，当我们面对时代大势种种变动与彷徨时，最有价值的批判和最有可能的坚持。因为这种方向感和力量，正是来源于我们自身，来源于我们最贴身的经验和实践。
在民大，每一个夏天，总是来得很快。而我也是在夏天的南湖边，和大家一样，学会了人生最初的离别。想我寝室的兄弟们，想我杂志社的兄弟们，想我电影社的兄弟们……每年夏天，当我满脸通红地在路边喝酒吃肉，将醉未醉时，我都会想起你们和我自己来。或许是曾经的某个傍晚，也是一起坐在饭桌上，我们说起这所大学，说起大学四年，说起未来，意气风发。或许这所学校不能提供最优等的资源，但我们毕竟明白了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或许这四年有太多遗憾和不满足，但我们毕竟懂得了我们最想做的是什么；或许未来，前路漫漫，我们不会都成为学者、艺术家、发明家、企业家，也不会每一个人都有房、有车、有存款，但我们毕竟学会了如何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脚踏实地，默默贡献。南湖畔，春夏秋冬又一春，我们只共度四年，但这四年，却有永恒。
（作者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2004级校友，现于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