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所写的不是关子“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关于“下个世纪”。它的论题是：“下个世纪”已经到来，实际上我们已经向21世纪迈进。虽然许多问题的答案尚未可知，但我们熟悉和了解这些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行动方向清晰可辨，那些虽然相当流行但却徒劳无益的行为（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同样可见。客观现实与政治家、经济学家、学者、商人以及工会领袖所关心的以及他们为之著书、演讲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根据是：非现实主义的深刻意识构成了当今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主要特点。因此本书不是一部“未来主义的作品，而是试图阐述今后若干年将成为现实的那些忧虑、问题及争论。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最严峻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人类过去取得的成就造成的——比如，福利国家的成功，本世纪税收国家的发明以及知识社会的成功等。阻碍我们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些最大障碍是昨天遗留下来的口号、承诺和问题，这一切至今还支配着公众舆论，限制着我们的想象力。而且，人们几乎淡忘了的一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又重新变得与现实相关起来。例如，19世纪奥匈帝国和英属印度时期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产生影响的历史经验于俄罗斯帝国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包含了这么多历史内容的原因。
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涉猎范围相当广泛。虽然这本书写于美国，出自一个美国人的笔下，但它没有仅仅局限于反映美国的问题，也相当充分地谈到了日本、西欧、苏俄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政府、社会、经济诸方面的问题。然而这本书如有不足之处恰恰是雄心还不够。比如，技术对军事和防务、对政府的功能和局限性以及对学校和教育的影响在书中得到频繁的讨论，但是本书却没有一章涉及技术本身。我个人认为关于这个论题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尽管技术极其重要，但今天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
本书另外一个更大的局限性在于：它仅仅涉及“表面”，反映的是政治与政府，经济和经济学，社会、社会组织以及教育这些“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但是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两者的相互转换这些基础性的问题，虽然在本书中被多次提到，但只是在末尾用很短的篇幅加以论述。而且，本书没有讨论专制和对权力的贪欲、恐怖和残忍、赤裸裸的犬儒哲学这些人类精神的痛苦与道德上的恐怖，而这一切自西方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蔓延到了整个世界。就此而言，笔者缺乏权威和能力。
这本书不是集中于说明明天应做些什么，而是论述人类如何着眼于明天做好今天的事。出于这一自我限制，本书只是试图为人类以后的行为制定一个日程表。






第一部分 政治现实

第一章 分水岭
即使在最平坦的地形上也有峡道，路在那儿先爬上山峰，然后又走入一个新的山谷。这些峡道中绝大多数只是地势上的不同，山谷的两边在气候、语言或文化方面很少甚至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些峡道却不一样。它们是真正的分水岭。它们常常既不高又不壮观。布伦内罗峡道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低、最不陡的峡道，可是从远古时代起，它就标志着地中海文化和北欧文化的分界线。纽约市西面大约70英里的特拉华河峡谷甚至不是真正的峡道，可是它仍然分隔着东部沿海地区和美国中部地区。
历史也有这样的分水岭。它们一般也不壮观，而且很少为当代人所注意。但是一旦越过这些分水岭，就会看到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面貌。社会和政治气候不一样，社会和政治语言也不一样。存在着新的现实。
在1965至1973年间的某一时刻，我们越过了这样的分水岭而进入“下个世纪”。我们摆脱了在一、两个世纪中决定政治进程的信念、义务和结盟。我们现在正处于政治上的未知领域里，没有什么熟悉的界标可指引我们。除了极少数斯大林主义者外，没有人再相信什么社会拯救，虽然这种信仰曾经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支配和推动政治的主要力量和发动机。但是，唯一有效的政治抗衡力量，即利益集团内部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结合也已消耗殆尽。它是美国自己对政治艺术和实践作出的贡献，最早由马克?汉纳在上世纪末提出并时兴，而在40年后则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新政中予以完善。
最后一个殖民帝国俄国已进入非殖民化的最后阶段。不管接下去是什么样的国家，它既不可能是“俄罗斯的”，也不可能是帝国”。
在以往3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军备是一件有效的“东西”，并被作为政策工具而发挥作用，而现在却已成为“起反作用的”：经济上即使不是带来破坏，也是一种负担；作为政治工具己很不可靠，而最重要的，也是最没有想到的是，甚至在军事上变得软弱无能。
这些就是本书第一部分要讨论的主要现实。

1873～1973年

前一个这样的“分水岭”，确切地说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1873年越过的。在经济上，那年的维也纳股票行情暴跌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造成严重的影响。它做到的只是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纽约引起了短命的股票市场恐慌。18个月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完全复苏。
但是在政治上，相当难解的股票交易大跌价标志着自由党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自由放任是主要政治信念的100年的结束。那100年始于1776年，当年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一书。在1873年以后的10年里，曾高举“进步”和“启蒙”旗帜走遍整个西方的伟大的自由党派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它们再也没有重振旗鼓。
在欧洲大陆上，它们几乎立即分裂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的社会党。两者都反对资本主义，敌视自由市场和“资产阶级民主”。反犹太主义求助于传统的反资本主义者，即农民和小商人，而不求助于“资本主义后”的产业工人。然而，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抵制放任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思潮。而且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样，从一开始它就被完全公开地界定为政治一体化的发动机，被视作夺取政权的组织原则。事实上，世界上第一个把社会党纲领付诸实践并没收煤气公司、电力公司和电车公司的政治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而是1897年当选为维也纳市长的反犹太主义的社会党人卡尔?卢埃格尔。正如大约50年后约瑟夫?斯大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
从一开始，也就是从19世纪8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如此平行不悖，并且为继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相互竞争。在1873年大跌价前，两位年青人维克托?阿德勒和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是奥地利自由主义的新星，他俩是亲密的伙伴和好朋友。但不到5年，他们便成了死敌。阿德勒成了欧洲大陆最受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而舍纳雷尔则建立了第一个反犹太主义政党。60年后，阿道夫?希特勒把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在维也纳当流浪者时从舍纳雷尔身上吸取的东西在德国付诸实践。
1873年以前，卡尔?马克思是一个完全不出名的“怪人”，作为一名记者，他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5年后，他成了在全欧洲，甚至在美洲拥有追随者的大知识分子。1873年后的20年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成为欧洲大陆每个大国，如法国和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甚至沙皇俄国——虽然受到官方的镇压——的最大政党。
维也纳股市暴跌后10年，在1883至1888年间，德国首相俾斯麦发明了国家健康保险和强制性的老年保险。这开创了“福利国家”,由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保险网。与此同时，英国和奥地利开始通过对工厂的检查，制订健康和安全规定以及限制对儿童和妇女雇佣，减少了雇主的权力。甚至在与欧洲政治趋势无缘的美国，19世纪80年代通过和建立的保护农业社社员法、管理铁路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反托拉斯法和第一批管理和限制证券交易的州法律，使自由市场受到了限制。19世纪80年代末，还是在美国，出现了首次明确“反对商业”的类似人民党主义的政治运动，它要求政府控制华尔街、农业价格、劳动时间和工资。1900年前后，在人民党领导下，内布拉斯加州首府林肯，继几年前的奥地利维也纳之后，成了使当地电力公司、煤气公司和电车公司“社会化”的第二个城市。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反犹太主义也已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1894年，阿尔弗雷德?德雷菲斯上尉在法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宣判犯有间谍罪。对德雷菲斯的宜判激发了反犹太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亲纳粹的维希政府就是它的直接产物。1895年，德国皇帝的宫廷传道士阿道夫?施特克尔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党，公开地试图动员这个国家的“反资本主义者”。l年后，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奥地利人第一次推选了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担任维也纳市长这样的高官。
由于德雷菲斯事件，极权主义羽毛丰满了。在德雷菲斯被诬告为受德国雇佣的间谍后两年内，法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事实上，真正的间谍是谁，那时已是公开的秘密。可是，为德雷菲斯恢复名誉的要求得到的却是“谁在乎德雷菲斯是否是无罪的，要紧的是军队的利益”。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声称集体、政党、国家、雅利安人种是至高无上的。认为军队的利益就是“真理”和最高标准这一点，使法国的公众舆论都对德雷菲斯不利。10年后，德雷非斯恢复了名誉。
在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大跌价之后100年中，政府控制经济和政府指导社会，已成为“进步的”原因。政治大争论不是围绕福利国家问题。它是在“福利国家”信仰者和马克思主义或反犹太主义派别的极权主义信仰者之间进行。在福利国家中，政府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受到民主和法律的约束，而极权主义信仰者鼓吹和行使绝对的、无限的政府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