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靠奖学金上学的负债累累的学生 ，一分钱的股票也买不起，研究收盘价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是在晚上做 校报的校对和发送，我不可能在白天做《红色哈佛》(The Harvard crimson)主席的工作，更不用说完成课程了。只有等到我有一些钱的时候 才能考虑做股票交易。 在哈佛，我是一个好胜的人，至少别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近乎残酷地 好胜，盲目地好胜。对我而言，哈佛大学只不过是哈佛校报《红色哈佛》 的附带品。我竞选校报主席(或者说主编)的对手是埃里克·布赖恩德尔 (Eric Breindel)。关于这场《红色哈佛》主席的竞选有太多的报道，这可 能是因为该报高层官员都进入了媒体界。不下6篇文章以同样的而又不准确 的方式，记录了我生活中的这段特殊经历。一个从宾夕法尼亚的活动房屋 里成长起来的不懂事的乡下佬，同从纽约来的、在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受 过最好教育、聪明绝顶的大学预科生竞选。不错，我是靠奖学金上学的， 可是差不多我班上的每个人都是如此。不错，我是没有布赖恩德尔老练， 但我起码知道前任主席尼克·莱曼(NickL,emann)信奉实力主义，而我愿意 比我的对手付出多一倍的努力，因为我可以连着干24小时不睡觉。我还知 道，布赖恩德尔的支持者列出了一份将我排除在外的所有高层职位的“内 定名单”。当我跟莱曼提起此事时，他认为我是妄想狂，直到他在活靶射 击之夜从布赖恩德尔的支持者那里听说此事，那天晚上未来的校报成员们 在报纸上宣布了他们对最高职位的候选资格。我和布赖恩德尔的得票非常 接近，12票比11票，我胜出。当布赖恩德尔败下阵来，他的大部分内定“ 内阁”成员也都退出，不过也没忘先对投票支持我的将卸任的原校报成员 进行一番攻击。没关系，有3个精干的大一新生愿意跟我干：马克·惠特克 (Mark Whitaker)，后来成了《新闻周刊》(Newsweek)的编辑；乔恩·奥尔 特(JonAlter)，后来成为惠特克的明星专栏作家；乔·多尔顿(Joe Dalton)，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我们办出了一份了不起的报纸(最后，布 赖恩德尔让他的支持者回来为我工作)。 我做了两年的临时指定任务记者，先是在佛罗里达的《塔拉哈西民主 报》(TallahasseeDemocrat)，后是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先驱观察家报 》(Los Angeles Herald Examiner)，这段经历与我对股票市场的执著毫不 相关。并不是我不想，只是我从来都不富有，但也绝对说不上贫穷。在那 两年里，我遭遇了一系列的起伏辗转，这些经历比得上几辈子的致富经历 。 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我是那种知道何时出现在恰当的地方的人。我刚 到塔拉哈西几个月，就有一个疯狂的杀人犯冲人了妇女联谊会的房子，就 在紧挨着我的公寓的那个街区。我比任何一个刑事记者更早到达现场，成 为揭开特德·班迪(Ted Bundy)全美疯狂系列杀人案的人。我对这起双重谋 杀案的报道引起了全美的关注，以致那些喜欢对犯罪进行严厉声讨的编辑 们都嚷嚷着要我去为他们工作。几个月后我发现，每一桩在加利福尼亚的 暴力死亡案件都是由我在《洛杉矶先驱观察家报》上报道的。 当我的刑事报道生涯开始起步的时候，我的生活和财务状况却迅速恶 化。我搬进洛杉矶费尔法克斯区的橘树林街上的一间平房，这是唯一一处 给了我家的感觉的地方。然而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有人 趁我不在的时候在厨房里做了一个金枪鱼三明治——一个废弃的罐子躺在 厨房地板的中央，面包袋子竟然也被神奇地打开了。我叫来一个警察，他 草草检查了我的安全防范措施，然后告诉我换一把锁。我照办了。 第二天下班后，我发现有人在我的烤箱里烹过一只鸡，还吃了两袋雀 眼牌蔬菜。入侵者给我留下了一堆鸡骨头、鸡胗和烧得不成样子的平底锅 。 报警的结果是再一次换锁的建议。尽管我刚换过锁，但我说我会换的 ，可是我毕竟不是钱做的呀! 第二天早上我觉察到有人在我的小屋外面抽烟。我立即报了警，但等 警察到达的时候，那人已经不见了。可是在我卧室的窗外有一堆温斯顿牌 烟的烟蒂，很明显那人一直在那里等我起床上班，然后他就可以在我的公 寓里住一天。 我告诉警察那人在我的房子外待过的地方，问他们是否要从烟蒂或者 窗沿儿上取指纹。 马上我就明白自己失败了。一个巡警看着另外一个说：“这家伙把我 们当成柯加克(Kojak)还是什么?”他的建议更加直接，“我说，弄把枪， 请一个私家侦探，保护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