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5年，「国际透明度」进行的41个国家腐败严重程度排序，中国按腐败程度排名第二(Sachs and Woo,1999)。继续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滥用将进一步降低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支持。双轨制的负面效果也许大大超过通过赎买其既得利益而增加改革支持者的正面效果。这种公司模式变成了内部人窃取国有资产的一个工具。

　　另外，双轨制产生了与无效率相结合的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由户籍制制度化的对农村居民的歧视造成了城乡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给予部分沿海地区贸易特权制度化了对内陆地区的歧视，它造成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反效率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由简，萨克斯和沃纳 (Jian, Sachs and Warner, 1996) 所记载的沿海和内陆省区增大的收入差距以及一个日益增加的基尼系数不仅限制了市场的范围，阻碍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产生了对政权普遍的强烈不满，这已经造成许多抗议并可能导致大规模反抗。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上升到1994年的0.433 (何,1997,P25) ，她认为官方1994年的基尼系数因为富人隐瞒的不法收入而低估了不平等。她援引一个基尼系数非官方的估计，1995年为0.59。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其他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资讯。　

　　它恰好再次验证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2000年，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基本制度的改革是解决制度化贪污的关键。WTO的入会谈判也使中国的制度设计不再完全由执政党垄断，而是由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平等讨价还价过程决定。中国的经济立法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长足进展，民法，刑法，公司法，专利制度等方面都逐渐恢复到民国三十年代的水平。特别是最近正在制定的物权法，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杨小凯，王建国，威尔士(1992)定量分析了这些法律政策变化对交易效率和人均收入的正面影响。中国参加WTO的谈判过程使中国政府认真考虑对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游戏规则作出可信承诺。WTO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WTO成员国要求中国制定实现这些规则的具体日程表，例如废止党的红头文件超越法律的地位的具体日期，废止不准私人经营的行业表的具体日期。但是中国的立法过程仍十分封闭，咨商面太窄，太草率，没有充分辩论，因而产生过分立法，立恶法，也没有宪法司法(通适当程式可告法律，如胜诉，可使法律被判违宪)，使司法执法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